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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会上那番话的效果立竿见影。

接下来的十天里，没有一个人再提撤军的事。通政司每天送上来的奏折我都仔细翻了，全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连两个字都很少出现。整个朝堂像是被按了静音键，安静得有些不正常。

但我知道这种安静不会持续太久。压力就像弹簧，压得越狠，反弹得越猛。我需要在它反弹之前，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九月十五，中秋。

我在御花园设了家宴，和几个妃子一起赏月吃月饼。月饼是御膳房做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满嘴都是五仁和冰糖的味道——说实话，和前世超市里买的那种差不多，就是甜了点。

月亮很圆，挂在紫禁城的飞檐上方，银白色的光洒下来，把御花园照得亮堂堂的。假山的影子落在地上，歪歪扭扭的，像一幅泼墨山水画。远处传来丝竹声，是乐坊的宫女在弹琵琶，叮叮咚咚的，和着秋虫的唧唧声，倒也好听。

但我没什么心思赏月。

脑子里一直在转朝鲜的事。日军退守釜山已经一个多月了，李如松的军报说他们在修筑防线，囤积粮草，短期内没有反攻的迹象。但短期内是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丰臣秀吉那个老狐狸不可能就这么认了。

万岁爷，该回了，夜深露重。王福在旁边小声提醒，声音又尖又细，但压得很低，怕惊扰了其他人。

我点了点头，起身回了寝宫。

路上经过御书房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往里看了一眼——书案上摞着一摞今天没来得及批的奏折，最上面那一份特别厚，和其他的明显不一样。

那是什么？我停下脚步。

王福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禀报：回万岁爷，是今天下午通政司送来的，翰林院编修叶向高的上书。

叶向高？

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翰林院编修，七品小官，在朝堂上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级别的官员上书，通常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通政司转上来也就是走个流程，我一般扫一眼就扔到一边了。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御书房，拿起了那份奏折。

厚。非常厚。我掂了掂，少说也有五六十页。封面上写着论援朝战事之利害得失疏，字迹工整有力，一笔一划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我坐到书案后面，点了一盏灯。灯芯噼啪响了一下，火苗跳了跳，然后稳定下来，橘黄色的光照在奏折上，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映得清清楚楚。

翻开第一页，我就被吸引住了。

叶向高的文章和沈正儒的完全不同。沈正儒的奏折是煽情的、夸张的、充满了修辞技巧和情绪渲染；叶向高的文章是冷静的、理性的、像一份精密的分析报告。

他开篇就说：臣闻朝中有议撤军者，臣以为不可。然臣亦以为，仅以天威震慑群臣，非长久之计。臣不揣冒昧，愿以数据实证，为陛下剖析援朝之战的利害得失。

我的眉毛挑了一下。

这个人胆子不小。仅以天威震慑群臣，非长久之计——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陛下您在朝会上拍桌子吓人那招不是长久之计。一个七品编修，敢这么跟皇帝说话，要么是傻，要么是真有本事。

我继续往下看。

叶向高把整篇文章分成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算军事账。他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兵力部署、后勤补给线、战斗力评估，得出结论：日军目前的四万驻军已经是强弩之末，粮草最多支撑三个月，如果明军切断其海上补给线，日军将不战自溃。

这个分析和我自己的判断几乎一模一样。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怎么能掌握这么详细的军事情报？

第二部分，算经济账。这一部分最精彩。他没有像沈正儒那样简单地列出花了七百万两就完事，而是把这七百万两拆开来，一笔一笔地分析。

其中有一段我反复看了三遍：

援朝军费七百一十万两，其中调兵转运费二百三十万两，粮草军械费三百一十万两，赏银抚恤费一百七十万两。然此七百一十万两并非尽数消耗——调兵转运所用之车马、船只、道路，战后可为辽东边防所用；粮草军械之生产，带动了山东、河南、辽东三省之手工业；赏银抚恤流入民间，又可促进商贸流通。故实际净消耗，臣估算约在四百万两左右。

我放下奏折，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个人懂经济学。

不，不只是懂。他的思维方式和我前世学过的宏观经济学如出一辙——军费不是纯粹的消耗，而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它会在经济体系中产生乘数效应。这个道理在二十一世纪是常识，但在十六世纪的明朝，能想到这一层的人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