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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的最终结果，是在正月初七傍晚送到我手里的。

邓子龙的战报用了整整八页纸，字迹比平时工整了许多——我猜他是让文书重新誊抄过的，因为这份战报注定要被存入兵部的档案，流传后世。

我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一页一页地看。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光从窗纸后面透进来，照在纸上，把墨迹映得格外清晰。炭火在铜盆里烧得很旺，噼啪噼啪地响，偶尔蹦出一颗火星，在空中划一道弧线，落在地上嘶的一声灭了。御书房里弥漫着一股松炭燃烧的干燥气味，混着纸墨的清香。

战报的最后两页，是战果统计。

日本水军三百艘战船，击沉一百六十七艘，重伤无法航行者五十三艘，被俘二十一艘，逃回严原港者不足六十艘。日军阵亡及溺毙者约八千人，被俘一千二百人。

明军方面，铁甲船无一损失，仅有两艘船身出现轻微凹陷——是被日军的安宅船撞上的，但铁甲没有破裂。改良战船损失三艘，均为被日军火船引燃。李舜臣的龟船损失一艘，被日军的安宅船围攻后沉没，船上三十二人全部阵亡。

明军总计阵亡一百七十三人，伤三百余人。

一百七十三对八千。三艘对一百六十七艘。

这个交换比，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碾压级的。

我把战报放在书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椅背上的龙头硌着后脑勺，硬邦邦的，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不舒服。眼皮后面是一片暗红色的光，那是炭火的余光透过眼皮映进来的。

赢了。

对马海峡的海战，赢了。

但我没有感到兴奋。一百七十三个人死了。他们有名字，有家人，有还没来得及过完的人生。他们死在了正月初三，一个本该吃饺子放鞭炮的日子。也许出征之前，他们还在给家里写信，说等打完仗就回来。也许他们的妻子正在家里等着，每天数着日子，盼着丈夫平安归来。

还有李舜臣那艘龟船上的三十二个朝鲜水兵。他们跟着李舜臣打了一年多的仗，从朝鲜水军全军覆没的绝境中活下来，又在巨济岛的寒风里等了一个月，等来了明军的舰队，等来了反攻的希望。然后在胜利的前夜，死了。

他们死的时候在想什么？是想着家乡的稻田和炊烟，还是想着再也见不到的父母妻儿？

战争就是这样。赢了也有人死。

我睁开眼，继续看战报。

邓子龙在战报的最后写了一段话：

海战结束后，末将率舰队在对马海峡巡弋，确认日军残余舰队已退回严原港，不敢再出。对马海峡东西两条水道均已被我军完全封锁，任何船只未经许可不得通过。自正月初三起，日军在朝鲜的十万大军，海上退路已断。

海上退路已断。

这六个字的分量，比整场海战都重。

三百艘战船没了，日军短期内不可能再组建一支水军。对马海峡被明军封锁，日本本土的粮食、弹药、援兵，一粒米都运不过来。釜山的十万日军，从今天起就是一支孤军。

他们还有多少粮食？一个月的？两个月的？

不管多少，总有吃完的一天。

到那时候，不用打，他们自己就会崩溃。

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十万人，每天消耗的粮食大约是三千石。如果他们有两个月的存粮，那就是十八万石。两个月之后，粮食吃完了，他们要么投降，要么饿死，要么自相残杀。

不管哪种结局，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

朝鲜半岛的南端，釜山到蔚山的那条防线，现在看起来不再像一道坚固的屏障了。它更像是一个牢笼——把十万日军关在里面的牢笼。

北面，李如松和麻贵的三万明军在庆州虎视眈眈。

南面，刘綎的川军八千人应该已经在朝鲜南部的某个地方登陆了——最近的军报说他十二月底到了巨济岛附近，正在寻找合适的登陆点。

海上，邓子龙的舰队封锁了对马海峡。

三面合围，铁桶一般。

日军唯一的出路，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