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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十月。
苏州暴动之后，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天夜里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浮现出那几个字——死伤数十人。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画面：失业的织工们饿着肚子冲向官府，守军举起刀枪，血溅在蒸汽工厂的铁墙上。
这些画面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我知道，真实的场景只会比想象更惨。
十月初三，叶向高把以工代赈的方案呈了上来。
方案是他和永春一起拟的，写了整整二十页。我坐在御书房里，一页一页地看，窗外的秋风把院子里的落叶吹得沙沙作响。
方案的核心很简单——把失业的工匠们组织起来，去修铁路、修水利、修官道。干一天活，给一天口粮，外加工钱。
这不是什么新鲜主意。前世的历史上，罗斯福搞新政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以工代赈，既解决了失业问题，又搞了基础建设，一举两得。
但叶向高的方案比我预想的要细致得多。
他把江南地区的失业工匠按技能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有铁匠、木匠等硬手艺的，直接安排到铁路建设工地；第二类是织工、染工这类软手艺的，安排到水利工程和官道修缮；第三类是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力，安排到最基础的土方工程。
每一类的工钱标准不同。有硬手艺的，日给口粮一升半，工钱十五文。软手艺的，日给口粮一升，工钱十文。普通劳力，日给口粮一升，工钱八文。
叶阁老，这个工钱标准是怎么定的？我问。
叶向高站在书案前，微微躬身：回陛下，臣和永春核算过江南各地的物价。以苏州为例，一个成年男子每日最低生活所需约为口粮一升加铜钱六文。臣定的标准略高于此，是为了让工匠们不仅能活下去，还能攒下一点钱。
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放下方案，靠在椅背上，你给他们八文，他们会觉得应该给十文。给十文，他们会觉得应该给十五文。
叶向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陛下说的是。但臣以为，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让他们满意，而是让他们有事做。人一旦闲下来，就容易生事。有了活干、有了饭吃，怨气自然就消了大半。
这话说得在理。
方案朕批了。我说，但有几处要改。
我提起笔，在方案上圈了几个地方：
第一，工钱不能只给铜钱，要搭配实物。每十天发一次米面，每月发一次布匹。铜钱会贬值，实物不会。
第二，工地上要设医棚。修铁路、修水利都是重体力活，受伤生病在所难免。工匠受了伤没人管，怨气比失业还大。
第三，每个工地要设一个意见箱。工匠们有什么不满，可以写了投进去。不识字的，可以口述，由专人代写。每十天开箱一次，汇总上报。
叶向高看着我圈出来的这几条，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陛下……意见箱？
我说，朕不怕他们有怨气，朕怕的是怨气没有出口。苏州暴动是怎么起来的？不就是因为工匠们的怨气憋了太久，没有地方说，最后只能用拳头说吗？
叶向高低下头，想了想，然后拱手道：陛下圣明。臣这就去改。
还有一件事。我叫住他，永春在南方的情况怎么样？
永春已经到了苏州，正在组织第一批工匠编队。叶向高说，他做事很利落，到了苏州第二天就把失业工匠的名册整理出来了。目前苏州城内外登记在册的失业工匠有一万三千余人，加上杭州、南京等地，总数约在四万上下。
四万人。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沉。四万个失业的工匠，背后就是四万个家庭。按每家五口人算，就是二十万人的生计。
告诉永春，朕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之内，这四万人必须全部安置到位。
臣明白。
叶向高退下之后，我又把方案翻出来看了一遍。
以工代赈。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难在哪里？难在钱。
修铁路要钱，修水利要钱，修官道要钱。四万人的口粮和工钱，每个月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叶向高在方案里估算过，以工代赈计划每月需要白银约十二万两，加上材料和工具的费用，总计约二十万两。
二十万两。一年就是二百四十万两。
国库现在的年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两。以工代赈一项就要吃掉五分之一。
但这笔钱必须花。
不花这笔钱，失业工匠就会继续闹事。闹事就要镇压，镇压就要死人，死人就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到最后，花在镇压上的钱只会更多，而且还要搭上朝廷的信誉。
这笔账，我算得清楚。
十月十五日，永春从苏州发来了第一份进展报告。
报告是用电报发的——苏州到北京的电报线路上个月刚刚架通，这是第一次用于公务通信。电报的内容很简短，但信息量很大：
苏州第一批以工代赈工匠三千人已编队完毕，分赴三处工地：一、苏州至杭州铁路延伸段，一千二百人；二、太湖水利疏浚工程，一千人；三、苏州城南官道修缮，八百人。工匠情绪稳定，未有异动。
三千人。还有一万人没有安置。
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在电报上批了四个字：继续推进。
然后我又给永春写了一封私信，让人快马送去。信上写的是：
永春，以工代赈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是让这些工匠学会新的技能，将来能在工厂里找到新的工作。修铁路的时候，让他们学学铁轨怎么铺、道钉怎么打、蒸汽机车怎么运转。修水利的时候，让他们学学测量、制图、计算。朕要的不是一群只会卖苦力的劳工，朕要的是一批能适应新时代的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