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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点了点头。末将也是这个意思。但有一条——镇压要有度。杀游击队员可以，但不能滥杀无辜。一旦滥杀，就不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了，是打完巴掌再踹一脚，甜枣也没人敢接了。

朕知道分寸。我说。

陈九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不太确定我知不知道分寸。他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嘴角绷得很紧，那是他表达质疑的方式——不用语言，用表情。

接下来的一个月，陈九在占领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

他把远征军分成了几十个小队，每队三百到五百人，深入山区和丘陵地带搜索游击队的据点。同时，暗卫在各地散布消息——主动放下武器的游击队员可以免死，继续抵抗的格杀勿论。消息是用当地语言写在传单上的，由暗卫的人混在商贩和旅人中间散发出去。我见过那些传单，粗糙的纸张上印着歪歪扭扭的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墨迹还没干透就被塞进了酒馆和教堂的门缝里。

效果有好有坏。

好的方面是，一些小股游击队确实被消灭了，几个主要的据点被端掉，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有些游击队员听到免死的消息后主动投降，被编入了当地的治安队。

坏的方面是，清剿行动本身也造成了不少问题。有些小队在山区迷路，被游击队反过来伏击。有些小队分不清游击队员和普通农民，误杀了无辜百姓，引发了更大的反感。还有些小队在清剿过程中趁机抢劫，把当地人的粮食和财物洗劫一空。

陛下，巴伦西亚的驻军在清剿时烧了三个村子。陈九的声音比平时更冷了几分，冷到我能感觉到一股寒意从他的话语里渗出来，末将已经把带队的军官撤职查办，但消息已经传开了。当地百姓对我们的敌意更深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太阳穴突突地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敲鼓。朕说了不许滥杀，他们不听？

战场上的事，不是一道命令就能控制的。陈九说，士兵们在山里走了十几天，吃不饱睡不好，随时可能被伏击，精神高度紧张。这种状态下，看到什么都像敌人。

我沉默了。他说得对。我坐在旗舰的舱房里下命令很容易，但命令传到山区的士兵手里，就变了味。战争不是棋盘上的游戏，每一颗棋子都是活生生的人，有恐惧，有愤怒，有失控的时候。前世我管理过工地，知道再完美的安全规程，到了一线工人手里也会打折扣。何况是战场——那是一个把人逼到极限的地方，在极限状态下，人性中最黑暗的东西就会冒出来。

继续清剿，但加强军纪。我最终说，再有滥杀无辜的，军法从事。

陈九走了。我一个人坐在舱房里，听着窗外的风声。风从海上吹来，呜呜地响，吹得窗纸哗啦哗啦的。舱房里的空气闷热而沉滞，我解开了领口的扣子，感觉到一股热气从胸口散出来。桌上的报告还摊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灯光下像一群蚂蚁，爬满了整张纸。

游击战。

这是我最不想面对的战争形态。正面决战我不怕，铁甲舰和重炮可以碾碎一切。但游击战不一样——敌人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像水一样渗透在每一个角落，你抓不住他，打不着他，但他随时可以咬你一口。

我忽然想起了前世读过的一句话——游击战是弱者的武器，但它能拖垮强者。

前世读越战史的时候，我对这句话不以为然——美国人有飞机有坦克有航母，怎么可能被一群穿拖鞋的游击队拖垮？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确实被拖垮了。不是在战场上输了，是在意志上输了。当一个强者发现自己花了无数的钱、死了无数的人、却连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都消灭不了的时候，他的意志就会开始动摇。

现在，我就是那个被拖着的强者。

远处的海面上，夕阳正在沉入海平线，把半边天烧成了橘红色。海鸥在暮色中盘旋，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像是在嘲笑什么。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感觉到一阵沁人的凉意从额头传遍全身。

这场仗，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