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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八月，欧洲的游击队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了出来。

到处都是。西班牙的山区、意大利的丘陵、地中海沿岸的渔村——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藏着一群拿着火绳枪和长矛的人，等着伏击我的士兵。

那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份汇总报告，是陈九让参谋整理的。报告用的是上好的宣纸，但纸面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这张纸变得沉重无比。我坐在舱房的桌前，晨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报告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墨汁和海风混合的气味，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但我已经没有心思喝茶了。报告上列了一张表，密密麻麻的，看得我头皮发麻：

八月初三，安达卢西亚山区，补给车队遭伏击，损失粮草二百石，阵亡十二人。

八月初七，托莱多以南，巡逻队遭伏击，阵亡八人，伤十五人。

八月十一，那不勒斯郊外，哨所被袭，阵亡六人，哨所被焚毁。

八月十四，撒丁岛东岸，补给船在港口被纵火，损失弹药三百箱。

八月十七，巴塞罗那城外，驻军营地遭夜袭，阵亡二十三人，伤四十余人。

……

一个月，二十七次袭击，阵亡一百八十九人，伤三百余人，损失粮草弹药无数。

我的手指在报告上一行一行地划过去，指尖触到纸面上的墨迹，微微有些粗糙。每一行都是一个地名、一串数字、几条人命。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一百八十九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人。前世我做工程的时候，最怕看到的就是事故报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命。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前世强烈一百倍。

这些游击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把报告拍在桌上，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分。纸张被拍得啪的一声响，桌上的茶杯跟着晃了一下。

陈九站在桌子对面，面无表情。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军服，腰间的佩刀用一条黑色的皮带束着，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到处都有。西班牙的游击队以前就有传统，他们管这叫小战争——guerril。意大利的游击队是新组建的，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和猎人，被教会煽动起来的。

教会？我皱了皱眉，教皇不是已经臣服了吗？

教皇臣服了，但个教堂都有神父。神父在布道的时候告诉信徒，东方的异教徒来了，要保卫家园，保卫信仰。信徒们白天种地，晚上拿起武器。

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教廷的影响力不在教皇一个人身上，而在遍布欧洲的几十万个教堂和几十万个神父身上。教皇可以签协议，但他管不住每一个神父的嘴。这让我想起了前世读过的一个概念——去中心化。教会的组织结构天然就是去中心化的，每一个教堂都是一个独立的节点，你砍掉一个，其他的照样运转。这比任何军事组织都难对付。

怎么办？我问。

两条路。陈九走到地图前，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稳的咚咚声。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指甲修剪得很短，指尖的皮肤被晒成了深褐色。第一条，铁腕镇压。把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全部清剿，抓到游击队员就地处决，窝藏游击队的村庄连坐。这条路见效快，但会激起更大的反抗。

第二条？

怀柔。减免赋税，开放贸易，允许当地人自治。让他们觉得大明的统治比西班牙王室的统治更好，游击队自然就没有群众基础了。这条路见效慢，但根子上解决问题。

我想了想。前世学过的历史在脑子里翻涌——每一个成功的占领者都用过这两手。罗马人用过，蒙古人用过，英国人在殖民地也用过。关键不在于选哪条路，而在于两条路怎么配合。两条路都走。对游击队铁腕镇压，对普通百姓怀柔安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