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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七月，我和陈九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不是坏的那种微妙——是一种超越了君臣关系的、近乎知己的微妙。在整个远征军中，陈九是唯一一个敢在我面前说真话的人。其他将领要么唯唯诺诺，要么拐弯抹角，只有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看我的脸色。

这让我既欣慰又不安。

欣慰的是，我身边终于有了一个说真话的人。不安的是，他说的真话往往不是我想听的。前世我当工程师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种只报喜不报忧的下属——等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找了二十年，终于在陈九身上找到了。但说真话的人往往也是最让人不舒服的人，这是一个悖论。

那天晚上，我又把他叫到舱房里密谈。这已经成了惯例——每隔三五天，我就会找他单独聊一次，从军事部署聊到后勤补给，从欧洲局势聊到国内政治，有时候一聊就是大半夜。舱房里的油灯被调到最亮，灯光在舱壁上投下暖黄色的光晕。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书，茶壶里的水已经续了三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茶香，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海风的咸味。

陈九，你觉得法兰西能打下来吗？我问他。

他坐在我对面，手里端着一杯茶，但没喝。他喝茶的习惯很奇怪——总是端着杯子，但很少真的喝，像是在用茶杯暖手。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很长，指节粗大，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那是常年握刀留下的痕迹。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升起，在他的脸前面散开，模糊了他的轮廓。

能打。他说，但代价很大。

多大？

至少损失两万人。法军的战斗力远超西班牙，孔代亲王用兵老辣，不是好对付的。而且法国的纵深比西班牙大得多，就算打下巴黎，南部和东部的抵抗也不会停。

我沉默了。两万人。远征军一共十万人，减去之前的损失，现在只剩八万多。再损失两万，就只剩六万了。六万人要守住整个西欧，兵力捉襟见肘。前世我做过工程预算，知道一个道理——预算永远不够用，实际花费永远比预估的多。打仗也一样，陈九说两万，实际上可能是三万、四万。

有没有办法减少损失？

陈九放下茶杯，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不打。

我看着他，没说话。

陛下，末将说句不中听的。他的声音没有升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是用刀刻出来的，陛下的征服欲太盛了。打下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够了，再打法兰西，是贪。贪心不足蛇吞象，迟早要出事。

舱房里安静了。窗外传来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哗——哗——哗——，一下一下的，节奏沉稳而永恒，像是大海在呼吸。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晃动，影子在舱壁上跳来跳去，像两个无声的舞者。

你说朕贪？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自己知道，这种平静是压出来的。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椅子的扶手，木头的纹路硌着掌心，有一点疼。

陈九看着我的眼睛，没有回避，陛下从朝鲜打到日本，从日本打到南洋，从南洋打到印度，从印度打到欧洲。每打下一个地方，陛下就想打下一个。这不是战略，是瘾。

瘾。

这个字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因为他说得对。

我确实上瘾了。每一次征服带来的快感，比任何东西都强烈。当敌人的城墙在我的炮火下崩塌，当敌人的国王跪在我面前求饶，当大明的龙旗在异国的土地上升起——那种感觉，像是一杯烈酒，喝下去浑身发热，但喝完之后更渴。前世我是个普通的工程师，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过是主持了几个桥梁项目。但穿越之后，我成了皇帝，成了征服者，成了改变世界的人。这种从蝼蚁到巨人的落差，让我对权力和征服产生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渴望。

我想要更多。永远想要更多。

陈九。我说，声音很低，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朕有瘾的人。

末将知道。

你不怕朕杀你？

他说，但末将更怕陛下走上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我沉默了很久。舱房里只有油灯的噼啪声和窗外海浪的声音。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圈，指甲刮过木头的纹路，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远处传来换岗的号角声，低沉而悠长，在夜色中回荡了很久才消散，像是一声叹息被风吹散在了大海上。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咸湿的凉意，吹得油灯的火苗猛地晃了一下，差点灭了。

朕不会杀你。我终于说了，朕身边需要一个说真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