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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大明远征军挥师北上。

十万大军——不，已经不到八万了——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南部。

比利牛斯山脉比我想象的要难走。山路狭窄陡峭，有些地方只能容两匹马并行。重型火炮根本拉不上去，只能拆成零件用骡马驮运，到了山那边再重新组装。辎重车队在山路上排成了一条长龙，蜿蜒曲折，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看不到头。

风从山口灌进来，呜呜地响，冷得刺骨。四月的比利牛斯山上还有积雪，白花花的一片，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士兵们裹着厚厚的棉衣，缩着脖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脚下的石头又湿又滑，不时有人摔倒，铠甲碰在石头上哐当一声响，引来一阵骂声。

他娘的，这山比蜀道还难走。李将军骑在马上，骂骂咧咧的。

我坐在一顶轿子里——没办法，这种山路骑马太危险了，陈九坚持让我坐轿。轿子在山路上颠得厉害，像是坐在一条小船上，左摇右晃的，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翻。轿夫的脚步声咚咚咚地踩在碎石上，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喘息，那声音和山风搅在一起，像是某种古老的、疲惫的鼓点。

我掀开轿帘，一股冷风裹着冰碴子扑面而来，打在脸上像被细针扎了一下。空气里有一股湿冷的石头味，混着骡马身上的汗臭和皮革的气味，说不上难闻，但绝对谈不上好闻。我前世在青藏高原出差的时候坐过越野车翻山，那种颠簸和这个比起来简直是坐高铁——至少越野车有减震器，这顶轿子除了两根竹竿什么都没有。

陈九，还有多远？我掀开轿帘问。

陈九骑在马上，走在轿子旁边。他的脸被山风吹得通红，但表情还是那么平静，像是刻在石头上的一样。山风把他的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目光始终扫视着两侧的山崖——即便是在自己人的队伍中间，他也保持着影卫出身的那种警觉。

翻过这个山口就是法国了。大约还有二十里。

二十里。在平地上骑马半个时辰就到了，但在这种山路上，至少要走大半天。我的腰已经颠得酸痛了，屁股难受。

前锋到哪了？

已经翻过山口了，正在山那边扎营。暂时没有遇到法军。

没有遇到法军——这让我有点意外。按理说，比利牛斯山脉是法国的天然屏障，法军应该在山口设防才对。但他们没有。我在心里迅速过了一遍前世读过的欧洲战争史，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奥地利人也没有在山口设防，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法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除非他们有更好的打算。

他们在等我们下山。陈九说，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在山上打我们，他们占不到便宜——山路太窄，展不开兵力。但等我们下了山，进入法国南部的平原，他们的骑兵就有用武之地了。

我点了点头。这个分析有道理。法军的指挥官不是傻子，他们选择在平原上和我们决战，是因为平原有利于骑兵冲锋。而法国骑兵是欧洲最强的——这一点，连陈九都承认。

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用了整整三天。

三天里，我们损失了十二匹骡马——摔下山崖的——和三门火炮——在山路上翻了车，滚下了山坡，摔得粉碎。那三门炮滚下去的时候，铁轮子碾在岩石上发出刺耳的尖啸，然后是一连串沉闷的撞击声，最后是远处山谷里传来的回响，像是大地在叹息。还有二十多个士兵受了伤，大多是摔伤和冻伤。军医在山路边上给伤兵包扎的时候，伤兵咬着木棍，闷哼声从牙缝里挤出来，听得人心里发紧。

但当我站在山口上，俯瞰法国南部的平原时，所有的疲惫都被一种奇异的兴奋取代了。

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绿色的田野、金色的麦田、蜿蜒的河流、散落的村庄，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远处的天际线上，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轮廓——那是佩皮尼昂，法国南部的第一座大城。

法兰西。我低声说。

风从平原上吹上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大概是山脚下的薰衣草田。和比利牛斯山上的寒风完全不同，这是温暖的、湿润的、充满生机的风。它拂过我的脸颊，像是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让我忍不住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我前世去法国出差的时候，从戴高乐机场坐大巴去市区，窗外掠过的就是这样的平原——绿色的、金色的、一望无际的。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坐在大巴的靠窗位置，戴着耳机听歌，心里想的是项目进度和加班费。谁能想到，几百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我会以征服者的身份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