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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我们北上了。

没有等到明年春天——我等不了。

原因很简单：暗卫传来消息，瑞典国王卡尔九世正在和英国、荷兰秘密结盟，计划在明年春天组建一支联合舰队，从北海南下攻击我们在法国的港口。如果让他们结盟成功，我就要同时面对北面的瑞典陆军和西面的英荷海军，两线作战。

前世读军事史的时候，两线作战是所有统帅的噩梦。一战的德国、二战的德国，都是被两线作战拖垮的。我不能重蹈覆辙。暗卫的情报上说，英国和荷兰的使者已经到了斯德哥尔摩，正在和卡尔九世谈判具体条款。留给我的时间窗口最多三个月——三个月之内，要么打掉瑞典，要么眼睁睁看着一个反明联盟在北欧成型。

必须在他们结盟之前打掉瑞典。我在军事会议上说。

陈九反对。陛下，冬天进攻北欧是自杀。末将上个月刚说过。

朕知道。但等到春天就来不及了。

陈九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帐篷里的油灯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让他的五官看起来比平时更加棱角分明。他的眼睛像两口深井，看不到底，但我知道那井底翻涌着什么——不是恐惧，是忧虑。陈九不怕死，但他怕无谓的死。然后他说了一句：末将服从命令。

不是末将明白末将服从命令。这两句话的区别很大——前者是认同，后者是不认同但执行。

我假装没听出区别。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我很少听到的沉重，像是一块石头沉进了水底，没有水花，只有沉闷的咕咚一声。那声音在我心里回荡了很久。

十二月中旬，三万大明军队从巴黎出发，北上穿越低地国家，目标丹麦海峡。

一路上，气温在不断下降。

从巴黎出发的时候还好，虽然冷但还能忍受。十二月的巴黎大约零度上下，呼出的气变成白雾，但身上的棉衣还能扛住。但越往北走，气温越低。到了低地国家——也就是后世的比利时和荷兰——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

零下。

我前世在北京生活了三十五年，零下十几度的冬天也经历过。但那是有暖气的北京，出门裹着羽绒服，进门就有暖气。地铁里、商场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温暖的。最冷的时候也不过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司那十分钟，缩着脖子快步走，进了门就暖和了。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暖气，没有羽绒服，只有棉衣和篝火。冷是无处不在的，从早到晚，从头到脚，像是被泡在一缸冰水里，永远也爬不出来。

士兵们的棉衣是从大明带来的，厚实但不防风。北欧的风像刀子一样，从领口、袖口、裤脚的每一个缝隙里钻进来，割在皮肤上生疼。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眉毛和睫毛上结了一层霜，眨眼的时候能听到冰碴子碎裂的声音。鼻腔里的鼻毛也冻住了，每吸一口气都像是在吸刀片，冷气从鼻腔一路割到肺里，肺叶像是被人攥了一把，生疼。

他娘的，这是什么鬼地方。李将军骑在马上，骂骂咧咧的。他的嘴唇冻得发紫，说话的时候牙齿在打架，咯咯咯的。他的胡子上挂满了冰碴子，随着说话的动作一颤一颤的，发出细微的叮当声，像是挂了一串微型的风铃。

我坐在马车里，裹着三层棉被，还是冷得直哆嗦。王福在旁边给我灌了一壶热水，我抱着热水壶，感觉热量从手心传到全身，但很快又被寒风吹散了。热水壶的铜壁隔着布套传来的温度，像是黑暗中的一点烛光，微弱而珍贵。我把壶抱得更紧了，指尖贪婪地汲取着每一丝热量。

还有多远？我问。

到丹麦海峡还有十天的路程。陈九骑在马车旁边，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他的脸被冻得通红，但表情还是那么平静——这个人大概连冷都不会表现出来。他的黑甲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暗淡的白色，像是穿了一层冰做的外衣。

到了丹麦海峡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瑞典人。

卡尔九世在海峡的南岸部署了三万人，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道防线。防线不算复杂——壕沟、木栅栏、几座简易的炮台——但在冰天雪地里，任何防御工事都比平时难攻十倍。

因为地面冻得像铁一样硬，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