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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了。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在俄罗斯的第几天了。日子在冰雪中变得模糊，白天和黑夜的界限也模糊了——这个纬度的冬天，太阳只在地平线上露一小会儿脸就缩回去了，大部分时间都是灰蒙蒙的暮色。前世我读过关于极夜的资料，说高纬度地区的冬天日照极短，容易让人产生抑郁。当时觉得不过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亲身体会到了——那种永远看不到阳光的绝望，比寒冷本身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大军还在走。不是前进，是挣扎。像一条冻僵的蛇，在雪原上缓慢地蠕动。

每天早上拔营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人再也起不来了。

他们躺在帐篷里，姿势和睡着的时候一模一样，有的蜷缩着，有的仰面朝天，有的抱着同伴取暖——两个人抱在一起冻死的，掰都掰不开。他们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甚至有的人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像是在做一个温暖的梦。

冻死就是这样的。先是四肢失去知觉，然后是躯干，最后大脑在缺氧中产生幻觉，让你觉得温暖、舒适、安全。你在幻觉中微笑着死去，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这是我前世在科普文章里读到的知识。现在它变成了我亲眼看到的现实。每次看到那些带着微笑冻死的士兵，我的胃就会猛地抽搐一下。那种微笑比痛苦的表情更让人难以承受——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在死前的最后一刻，大脑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幻觉，也许是家乡的热炕头，也许是母亲端来的一碗热汤，也许是妻子的怀抱。他们带着这个幻觉走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家。

今日冻毙三十一人。陈九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色彩，像是在念一份报表，累计冻毙一千四百余人。冻伤减员三千余人。现有可战之兵不足七万。

七万。出发时的十万人，还没打过一仗，就只剩七万了。三万人的减员，放在前世的历史书上不过是一行冰冷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乡，有等他回去的爹娘妻儿。

我站在路边，看着大军从我面前走过。

他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脚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沉闷而疲惫。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闭着眼，有的人嘴里在念叨着什么——大概是在念家乡的名字，或者是在念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是汗臭、血腥、冻伤溃烂的脓臭和皮毛被汗水浸透后的酸臭混在一起，被冷风一冻，凝成了一种独特的、属于这支败军的气味。

一个士兵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他站在原地，身体微微晃了晃，然后像一棵被砍断的树一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扑通一声，砸在雪地上，溅起一片雪花。

没有人停下来。

走在他后面的人绕过他的身体，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回头看一眼，没有人喊一声，没有人伸手去扶。不是因为冷漠，是因为没有力气了。每个人都在用最后一点力气让自己不要倒下，哪里还有多余的力气去管别人。

我看着那个倒下的士兵。他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雪花很快就覆盖了他的身体，先是薄薄的一层，然后越来越厚。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雪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丘，和无数个同样的小丘一起，被永远埋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下。

拿破仑撤退的时候，从莫斯科到涅曼河，沿途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那些尸体在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后才被发现，堆在路边像是一道道矮墙。我的士兵们，会不会也变成那样？

把他抬走。我对身边的侍卫说。

侍卫走过去，蹲下来翻了翻那个士兵的身体，然后回来报告：陛下，已经没气了。

我闭上了眼睛。

那就……记下他的名字。

回陛下，他的腰牌上写着——浙江绍兴，周大柱。

浙江绍兴。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在斯摩棱斯克营地里跪在路边说小人不想家的年轻士兵。他也是浙江绍兴人。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绍兴是个好地方，有黄酒，有乌篷船，有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里的冬天最冷也不过零下几度，下一场薄薄的雪就算是大新闻了。周大柱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万里之外零下四十度的冰原上。

大军继续前进。或者说，继续后退——我们已经在往回走了，只是走得太慢，慢到看起来像是在原地踏步。

道路被大雪覆盖，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前锋营的士兵用长矛探路，一步一步地往前捅，捅到硬地才敢踩下去。有时候一脚踩空，整个人就陷进了齐腰深的雪坑里，旁边的人赶紧拉，拉出来的时候半条命都没了。雪坑里的雪灌进衣服里，贴着皮肤，冰得人直抽搐，嘴里发出嘶嘶的吸气声。

辎重车队早就放弃了。蒸汽运输车全部抛在了路上，能带走的物资用人背马驮，带不走的就地掩埋。火炮也扔了一半——那些沉重的铸铁大炮在雪地里根本拖不动，留着只会拖慢行军速度。

我骑在马上，看着路边被丢弃的火炮和辎重，心里像是被人挖了一刀。这些都是大明工坊花了无数心血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全扔在了俄罗斯的雪地里，给俄国人捡。前世做工程师的时候，我最心疼的就是浪费——一根钢筋用错了都要心疼半天。现在扔掉的是整门整门的火炮，整车整车的弹药，心疼得我肝都在颤。

陛下。陈九策马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后卫营报告，俄军骑兵出现在我们后方十里处。

我的心沉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