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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伊斯坦布尔的夏天热得让人发昏，但比中东的沙漠好多了——至少有海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腥味和远处渔船上飘来的鱼腥味，吹进行宫的窗户，把桌上的文件吹得哗哗响。我用镇纸压住文件，镇纸是一块青玉的，凉丝丝的，摸上去很舒服。

随着雷利伏法和奥斯曼投降，欧洲大陆最后的有组织抵抗彻底平息了。

赵无声送来了一份汇总报告。我坐在伊斯坦布尔的行宫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沙沙地响，像是蚕在吃桑叶。

西班牙——抵抗势力在两年前就被肃清了，现在由大明驻军和本地总督共同管理，秩序稳定。报告上说，马德里的大明总督府已经开始推行汉语教育，西班牙的孩子们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地念人之初，性本善，念得磕磕巴巴的，但很认真。

法兰西——偶尔有零星的骚乱，但规模很小，不成气候。巴黎的大明总督府运转良好，法国人已经开始适应新的统治了。报告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巴黎的面包师傅们开始尝试用大明的面粉做法式面包，据说味道比原来的还好。我看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下，前世去巴黎出差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街角面包店里刚出炉的法棍，外皮酥脆，里面松软，掰开的时候会发出咔嚓一声脆响，热气和麦香一起扑面而来。

德意志——各邦国之间的矛盾比他们和大明的矛盾还大，反而是大明的统治让他们第一次实现了统一。讽刺。前世的德国统一是俾斯麦用铁血政策完成的，这个时空的德意志统一是被大明用大炮完成的。历史的幽默感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

英国——雷利被处决后，残余的抵抗组织群龙无首，纷纷投降或解散。伦敦的大明总督府报告说，英国人现在最关心的不是独立，而是贸易——他们想从大明的工坊体系中分一杯羹。英国人的务实让我想起了前世的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是英国人自己说的，现在他们正在身体力行。

波兰、俄罗斯——新近征服的地区还不太稳定，但驻军足够维持秩序。俄罗斯的报告上说，莫斯科的冬天太冷了，驻军的将士们不太适应，有人冻伤了耳朵和手指。我看到这里皱了皱眉——俄罗斯的冬天，我太清楚了。那四万将士的坟墓还埋在冰原。我提起笔，在旁边批了两个字——准奏。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的，墨迹在纸上慢慢洇开。

奥斯曼——苏丹已经接受了现实，开始配合大明的管理。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们也发表了声明，呼吁信众接受新的秩序。报告上说，穆拉德四世每天在托普卡帕宫里读书、祈祷，偶尔在花园里散步，看起来像一个退休的老人，而不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苏丹。

我合上报告，靠在椅背上。椅背是硬木的，硌得后背有点疼，但我懒得换姿势。窗外传来一阵孩子的笑声——行宫外面的街道上，几个奥斯曼的孩子在追逐打闹，他们的笑声清脆而无忧，像是一串银铃在风中摇晃。战争结束了三个月，孩子们已经开始在街上玩耍了。孩子总是最先忘记战争的人，也是最先拥抱和平的人。

从西班牙到俄罗斯，从北欧到中东，整个旧大陆都纳入了大明的版图。

合天下为一家。我轻声念着这句口号。声音在空荡荡的书房里回荡了一下，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这句口号是我在出征前提出来的，当时觉得豪气万丈，现在念起来，只觉得沉重。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无数条人命。

四十一年。从万历六年到现在，四十一年的征战，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在夕阳下美得不真实。圆顶清真寺的穹顶被夕阳染成了金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面上泛着粼粼的波光，远处的亚洲海岸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海面上有几艘渔船在归航，船帆在夕阳下变成了橘红色，渔夫们的吆喝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混着海鸥的叫声和海浪拍打岸边的哗哗声。

这座城市连接着欧洲和亚洲，连接着东方和西方。现在它属于大明了。整个旧大陆都属于大明了。

我应该高兴的。

但我没有。

我只觉得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深入灵魂的疲惫。

四十一年了。我从十六岁打到五十七岁——不，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了。我的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地图上的等高线，膝盖在阴天的时候会隐隐作痛。胸口的刀疤还在，每次呼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提醒。前世我活到四十五岁就被核弹炸死了，这辈子多活了十三年，但这十三年过得比前世四十五年加起来还累。

窗外的夕阳又沉了一些，天边的橘红色变成了深紫色，像是一块巨大的淤青。海面上的波光暗了下来，渔船的灯火亮了起来，一盏一盏的，像是撒在海面上的星星。

陛下。陈九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靴子踩在石板地上发出沉稳的脚步声，欧洲各占领区的行政规划已经拟好了，请陛下过目。

我接过文件，翻了翻，没有仔细看。文件上密密麻麻的字在暮色中变得模糊，我的眼睛有点花了——老花眼，五十八岁的人该有的毛病。

陈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