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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伊斯坦布尔。
太后薨逝的消息传来已经三个月了。
三个月。九十天。两千一百六十个时辰。每一个时辰都像是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不深，但持续不断，让人无法忽视。
按照礼制，皇帝应该立刻回京奔丧，守孝二十七日。但从伊斯坦布尔到北京，即使走最快的路线，也要三四个月。等我赶回去，太后的灵柩早就入葬了。
我回不去。
这个事实像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沉甸甸的，喘不过气。前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从学校赶回家只用了四个小时——高铁两个小时，出租车两个小时。但这辈子，从伊斯坦布尔到北京，要走四个月。四个月。这个距离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残酷——不是战争的残酷，是距离的残酷。
那天晚上，我在军帐中独坐了一整夜。
不是书房，是军帐。我让人在行宫的院子里搭了一顶军帐，和行军时用的一模一样。帆布的帐篷，木头的支架，地上铺着一张羊皮毯子。我坐在帐篷里，面前点着一盏油灯，灯火在风中摇晃，影子在帐篷壁上跳来跳去，像是一群不安分的幽灵。油灯的灯芯烧得噼啪响，偶尔溅出一点火星，落在羊皮毯子上，发出一丝焦糊味。
帐篷外面是伊斯坦布尔的夜。远处传来清真寺的宣礼声，悠长而低沉，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挽歌。海峡的涛声隐隐约约的，一浪一浪的，像是有人在远处叹息。夜风从帐篷的缝隙里钻进来，冷飕飕的，带着海水的咸腥味和冬天特有的清冽气息。
我在回忆太后。
回忆从最初开始。
穿越的第一天，我醒来的时候躺在龙床上，浑身冷汗。龙床的被褥是丝绸的，滑腻腻的，贴在汗湿的皮肤上又冷又黏。太后——那时候还是太后——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碗参汤，碗是青花瓷的，参汤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她脸上投下一层朦胧的雾。她的脸上的表情是担忧和审视的混合，眉头微微皱着，嘴角抿成一条线。
皇帝，你做噩梦了？她问。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心里慌得要命。我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我在哪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前一秒我还在核弹的白光中灰飞烟灭，后一秒就躺在了一张陌生的床上，面前坐着一个穿着明朝服饰的女人。
母……母后。我挤出两个字，声音发颤。这两个字是我从记忆碎片里翻出来的——原来的万历皇帝留下的记忆，像是一本被水泡过的书，大部分都模糊了，但这两个字还算清晰。
她的眼神变了一下。很微妙的变化，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她看，根本不会注意到。她的瞳孔缩了一下，眉毛微微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变了一点点。她大概在那一刻就察觉到了什么——这个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她没有追问。她只是把参汤递过来，说：喝了吧，暖暖身子。
参汤的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苦中带甜，有一股浓郁的药香，喝下去的时候暖流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像是有人在我的身体里点了一把火。
从那天起，她就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出身低微，从一个宫女一步步爬到太后的位置，靠的不是美貌，是智慧和手腕。她在后宫的争斗中活了下来，在朝堂的风波中站稳了脚跟，在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游戏中保全了自己和儿子。这种女人，放在前世，至少是个上市公司的cEo。
她对我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初是怀疑。她用各种方式试探我，问我小时候的事，问我和她之间的私密对话，问我只有母子之间才知道的细节。我答不上来的时候，她的眼神会变得锐利，像一把刀。那种眼神让我后背发凉，比朝堂上那些大臣的弹劾奏折可怕多了。
然后是接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试探了。也许是因为我做的事情——改革、强军、发展工坊——让她看到了一个比原来的万历更好的皇帝。也许是因为她太聪明了，聪明到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追究真相。真相有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再然后是支持。她在后宫里替我稳住了局面，在朝堂上替我挡住了很多暗箭。她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干预朝政，但在私下里，她会给我很多建议——大部分都很有用。有一次我要处理一个棘手的人事问题，犹豫不决，她只说了一句话：该断则断，不断则乱。六个字，比朝堂上那些大臣们长篇大论的奏折管用多了。
最后是等待。我离开北京远征欧洲之后，她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十几年的等待。
皇儿何时归来？
每年的家书里都是这句话。每年我都回。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四十一年，她没有等到。
母后。我在帐篷里轻声说，声音在空旷的帐篷里回荡，像是在和一个不存在的人对话，儿臣征服了半个世界，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是什么帝王？
没有人回答。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像是在点头。帐篷外面的风呜呜地叫着，像是有人在哭。
陛下。帐篷外面传来陈九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臣能进来吗？
进来。
陈九掀开帐帘走进来。一股冷风跟着他灌了进来，油灯的火苗猛地晃了一下，差点灭了。他看到我坐在帐篷里的样子，脸上闪过一丝心疼，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的眼睛在灯光下亮了一下，然后暗了下去，像是一颗流星划过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