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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作从安特卫普开始。

我让工部派来的人先画了一张图，不是那种随便涂几笔的草图，是正经的城市规划图。街道横平竖直，主干道宽六丈，能并排跑四辆马车。每隔三百步设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四角留出空地，将来建市集或者学堂。排水沟从城中心向四面辐射，汇入城外的河道，下雨天不至于满街泥浆。

这套东西是我从前世的记忆里扒出来的，当然不可能照搬现代城市规划，但基本理念是一样的——宽街道、通排水、分功能区。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超前了。

新学门生第五期的林致远负责安特卫普的重建，这小子今年三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铜框眼镜——工坊最新出的产品，镜片磨得还不太好，但总比没有强。他拿着图纸在废墟上跑了三天，回来跟我汇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

陛下，地基没问题，安特卫普的土质硬，能承重。但有两个难处。他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木头，一是人手不够，当地青壮死的死跑的跑，剩下的老弱妇孺干不了重活。二是材料，石头倒是不缺，废墟里扒出来的就够用，但木材和铁钉严重短缺。

人手的事朕来解决，你先把能干的活干起来。我指着图纸上的排水系统，这个优先。入夏之前必须把主干排水沟挖通，不然一场大雨下来，瘟疫就来了。

林致远领命走了，脚步匆匆，鞋底踩在碎石上咔嚓咔嚓地响。

人手的问题，我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以工代赈。

凡是来干活的，不分男女老幼，按日发放口粮和工钱。口粮是从国内运来的米面，工钱是铜钱，不多，但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墟上，已经足够让人活下去。消息传出去之后，周围几十里的难民都涌了过来，三天之内，安特卫普的工地上就聚集了上万人。

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地的法兰西人和尼德兰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窝深陷。他们看着我们的人发放粮食，眼神里有警惕，有怀疑，但更多的是饥饿。饥饿是最好的说客，比任何道理都管用。

第一天开工的时候场面有点混乱。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问题，新学门生们会说几句法兰西语和尼德兰语，但工地上的指令需要精确，把这块石头搬到那边把那块石头搬到这边差一个字就可能出事。我让人临时编了一套手势信号，简单的动作配上哨声，嘟——搬，嘟嘟——停，嘟嘟嘟——危险快跑。

笨办法，但管用。

到了第三天，工地上已经有了节奏。锤子敲石头的声音叮叮当当，锯子拉木头的声音嘶嘶啦啦，偶尔夹杂着工头的吆喝声和搬运工的号子声。那些欧洲工人一开始还畏畏缩缩的，干了几天之后手脚就利索了，有些人甚至开始主动找活干——毕竟多干一天就多一天的口粮。

我每隔三五天就去工地上转一圈。不是为了监工，是为了让人看到我。

皇帝亲自来看工地，这个信号比任何命令都有效。总督们不敢偷懒，工头们不敢克扣，工人们干活也更卖力。我穿着便服，不带仪仗，就陈九和几个亲卫跟着，在工地上走走看看，偶尔停下来问两句。

有一次我在排水沟的工地上碰到一个尼德兰老头，六十多岁，胡子花白，正弯着腰往沟里码石头。他的动作很慢，但每一块石头都码得严丝合缝，比旁边年轻人干的活漂亮多了。

这位老人家，以前是做什么的？我让翻译问他。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用尼德兰语说了一串话。翻译告诉我，他说他以前是个石匠，在安特卫普干了四十年，城里一半的房子都有他砌的墙。

那些房子呢？我问。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指了指周围的废墟。

我也沉默了。

那些他砌了四十年的墙，被我的炮弹轰成了碎石。现在他又弯着腰，用这些碎石砌新的墙。

我让人给他多发了一份口粮，老头接过去的时候手在抖，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嘴里嘟囔了一句，翻译说他说谢谢。

谢谢。

毁了他四十年心血的人，他说谢谢。

我转身走了，没再回头。风从工地上吹过来，带着石粉和汗味，呛得我眼睛有点酸。

一个月之后，安特卫普的主干排水沟挖通了。

林致远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脸上全是灰，眼镜片上也蒙了一层土，但眼睛亮得像两盏灯。陛下，通了！从城中心到河口，一共三千二百步，落差两丈四尺，水流顺畅，试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