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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去看了一眼。排水沟宽三尺，深四尺，两壁用石块砌成，底部铺了一层碎石，清澈的水从城里流出来，哗哗地往河口去。沟边站着一群欧洲工人，看着水流的方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佩服，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他们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排水系统。

下一步呢？我问林致远。

下一步铺路。主干道的路基已经夯实了，再铺一层碎石，压平，就能走人走车了。然后是两侧的房屋，先建公共建筑——学堂、医馆、粮仓、市集，再建民居。

学堂排第一。我说。

林致远愣了一下：陛下，是不是先建粮仓比较……

学堂排第一。我重复了一遍，语气没变，但林致远不敢再问了。

学堂排第一，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粮仓更急。而是因为学堂是一个信号——大明来了，不只是来占地盘的，是来教书的。这个信号必须第一时间释放出去，让所有人都看到。

至于粮仓，第二个建就是了，差不了几天。

两个月后，安特卫普的第一座新学学堂落成了。

不大，三间教室，一间先生的住处，一个小院子。墙是用废墟里扒出来的石头砌的，屋顶是新的木梁和瓦片，门口挂了一块木匾，上面用汉字和尼德兰文写着安特卫普新学学堂。

开学那天来了三十多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五六岁，一个个瘦得像猴子，衣服上打满了补丁。他们坐在新做的木凳上，好奇地看着讲台上的先生——一个新学门生，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会说几句磕磕巴巴的尼德兰语。

我站在窗外看了一会儿。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汉字——。然后用尼德兰语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孩子们歪着头看，有的在笑，有的在发呆，有的拿着炭笔在木板上歪歪扭扭地模仿。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炭笔在木板上划过的沙沙声，和先生低低的讲解声。窗外的工地上，锤子还在叮叮当当地响，但隔着一堵墙，声音变得很远很远。

陈九站在我身边，也在看。

陈九，我低声说，你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恨我们吗？

陈九想了想：如果他们从小学的是我们的字，读的是我们的书，恨不恨的，也就不重要了。

我看了他一眼。这话说得冷，但说得对。

教育是最温柔的征服，也是最彻底的征服。一代人的时间太短，两代人差不多，三代人就够了。等这些孩子的孙子长大，他们会说汉语，写汉字，读四书五经，把大明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

到那时候，废墟上长出来的，就不只是新城了。

是新人。

消息从安特卫普传到其他占领区，各地总督纷纷效仿。法兰西的巴黎、日耳曼的科隆、伊比利亚的马德里，一座座新城在废墟上拔地而起。规划图是统一的模板，宽街道、通排水、有学堂，只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做了些调整。

欧洲人看着这些新城，表情很复杂。有人骂我们是侵略者，用新城来收买人心；有人默默搬进了新建的房子里，享受着比战前更好的居住条件；更多的人什么都不说，只是低着头干活，领口粮，活下去。

活下去。在这个废墟遍地的年代，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我站在安特卫普新城的主干道上，看着两边正在施工的建筑，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锤声、锯声、吆喝声，闻着石粉和新木头混合的味道。

废墟之上起新城。

这句话说起来轻巧，做起来要命。但做不做得成，不取决于废墟有多大，取决于建城的人有多少。

眼下，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