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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年六月，我在安特卫普的总督府召集了一场会议。

说是会议，其实更像是一场考试——我出题，他们答卷。到场的有欧洲七个占领区的总督，东亚联邦的三位代表，南洋总督府的两位参议，加上从北京赶来的向高和陆明言。二十多个人挤在一间不算大的厅堂里，桌上摆满了茶杯和文书，空气里弥漫着墨汁和汗味。厅堂的木质墙板被夏天的潮气泡得有些发胀，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和墨汁的气息搅在一起，闻着让人昏沉。

窗外的工地还在叮叮当当地响，但厅堂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在等我开口。阳光从半开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桌面上那摞厚厚的文书上，纸页的边缘泛着金色的光。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像是时间本身在流淌。

朕今天不谈重建，谈制度。我坐在主位上，手里转着一支笔，仗打完了，地盘占了，城也在建了。但朕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些地方，怎么管？

没人说话。

赵明远，你先说。

法兰西总督赵明远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他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推一下眼镜，虽然他不戴眼镜。陛下，臣以为目前的总督制可以继续沿用。各占领区设总督一人，统管军政民政，直接向朝廷负责。

那朕问你，法兰西的税收怎么定？和日耳曼一样？和伊比利亚一样？

赵明远愣了一下：这……各地情况不同，恐怕不能一刀切。

对，不能一刀切。我把笔放下，啪的一声搁在桌上，但也不能各管各的。各管各的，那跟割据有什么区别？

厅堂里又安静了。向高坐在角落里，老神在在地喝茶，眼皮都没抬。这老头今年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但脑子比谁都清楚。他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不急。他端茶杯的手很稳，指节粗大，皮肤上布满了老年斑，但那双手批过的奏折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多。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升起，在他花白的胡须前面散成一缕薄雾。

我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面。这张地图是工坊最新绘制的，从大明本土到欧洲，从南洋到非洲北部，标注了所有占领区和联邦成员的疆域。红色的线条像血管一样铺满了半个地球。我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指腹触到粗糙的纸面，感受到墨线微微凸起的纹理。前世我见过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注的是两百多个主权国家，花花绿绿的像一块拼图。而眼前这张地图上，红色占了将近一半。

朕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指着地图，建立一个联邦。

联邦这个词，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听过。我花了半个时辰解释——当然不能说这是前世的经验，只说是朕参考古今中外的治理之道，反复推敲而成。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丝苦笑，前世读过的那些政治学教材、联邦制的论文、各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在这个时代全成了朕的独创。

核心框架很简单：各地保留一定的自治权，包括地方行政、司法、教育、文化等事务，由当地总督或议事会自行决定。但军事和外交统归中央，税收按比例上缴，联邦法律高于地方法律。

说白了，我用大白话总结，你们管自己家的事，但打仗和跟外人打交道的事归朕管。钱嘛，大家按比例交，交完了剩下的你们自己花。

赵明远第一个表态：臣没有异议。

他当然没有异议，法兰西是占领区里最依赖大明援助的，不点头就没粮食。

日耳曼总督刘铁柱皱着眉头：陛下，税收比例怎么定？日耳曼的矿产多，要是按产出算，交的比别人多，这不公平。他说话的时候嗓门很大，震得桌上的茶杯盖子嗡嗡地响。

按人口和产出综合计算，具体比例由联邦议事会讨论决定。我早就想好了，朕不搞一言堂，但朕有最终裁决权。

伊比利亚总督周海清举手：陛下，自治权的边界在哪？比如宗教事务，当地人信天主教，我们管不管？

不管。我说得很干脆，信什么教是他们的自由，但教会不能干预行政，不能收税，不能养兵。教归教，政归政，这条线不能模糊。

周海清松了一口气。宗教问题是伊比利亚最头疼的事，我这句话等于给他解了套。他的肩膀明显松了下来，紧绷的下颌线也柔和了几分。

东亚联邦的代表、朝鲜总督金尚宪站起来，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陛下，东亚联邦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臣以为可以作为新联邦的参考。但有一点——东亚联邦的成员是自愿加入的，欧洲的占领区是打下来的，性质不同，制度是否需要区别对待？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看了他一眼，这个朝鲜人比大多数大明官员都聪明。

形式上不区别，实质上区别。我说，东亚联邦的成员有更大的自治权，因为他们是自愿的。欧洲的占领区自治权小一些，因为信任需要时间来建立。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可以逐步放开。

金尚宪点了点头，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