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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一年九月，联邦内部的权力之争终于摆到了台面上。

导火索是一份税收分配方案。陆明言拟定的方案规定，各占领区税收的四成上缴中央，六成留给地方。这个比例在我看来已经很宽松了——前世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拿的比这多得多。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占比常年在六成以上，德国也差不多。四六开，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大让步了。但欧洲的总督们不这么想。

方案送到各总督府的第三天，反对的声音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扬扬地飘了回来。

四成太多了。日耳曼总督刘铁柱第一个跳出来，嗓门大得像铜锣，震得书房里的茶杯都在微微颤动，日耳曼的矿产是日耳曼人挖出来的，凭什么四成要交给北京？

凭什么？我看着他，凭朕的兵打下来的。

刘铁柱的脸涨得通红，嘴巴张了张，没敢再说。他的手不自觉地攥了一下拳头，指节咯咯响了两声，但很快又松开了。他到底是个聪明人，知道在我面前硬顶没有好果子吃。

但他不说不代表别人不想说。伊比利亚的新任总督李文昌——周海清被我撤了之后换上来的——也提出了异议。这人和刘铁柱不同，说话慢条斯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秤上称过的。

陛下，伊比利亚的经济刚刚恢复，四成的税收上缴之后，地方上的重建资金就不够了。臣恳请陛下酌情减免。他说话的时候微微躬着身子，手里捏着一份账册，纸页翻动的声音沙沙的，像是蚕在吃桑叶。

东亚联邦的代表金尚宪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陛下，东亚联邦的税收比例是三成上缴中央，七成留给地方。如果欧洲是四六开，那东亚是不是也要调整？

东亚的情况不同。我说。

哪里不同？金尚宪的语气很恭敬，但问题很尖锐，如果联邦是一个整体，那税收比例应该统一。如果不统一，那就是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会让人觉得，联邦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还是分等级的。

这话说得我一时语塞。

金尚宪说得没错。联邦要想真正运转，就必须有统一的规则。如果东亚一个标准、欧洲一个标准，那联邦就不是联邦，是拼凑。就像前世的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实际上俄罗斯一家独大，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是陪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解体。

但统一标准谈何容易？东亚联邦运行了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格局。朝鲜、日本、南洋的总督们早就习惯了三七开的比例，突然要改，他们第一个不答应。欧洲刚打下来，情况完全不同，百废待兴，需要更多的资金留在地方。一刀切只会两边都不满意。

这个问题，容朕再想想。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朝会上说容朕再想想。以前我做决定从来不犹豫，想好了就干，干了就不回头。四十多年来，从改革工坊到建军备战，从征服南洋到横扫欧洲，每一个决定都是我拍板的，从来没有说过再想想三个字。但现在面对的不是战场上的敌人，是自己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没有敌我之分，只有多和少之分，比打仗复杂十倍。

朝会散了之后，总督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嗡嗡的，像是一群被搅动的蜂。我听到刘铁柱在门外和李文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内容，但语气里带着一股子不甘。

散会之后，我把向高留下来单独谈。

向高，你怎么看？

向高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是今年新到的龙井，从北京千里迢迢运过来的，茶汤碧绿，散发着一股清幽的豆香。茶杯碰到茶碟，叮的一声轻响。

陛下，老臣说句不中听的话。

联邦制度的核心矛盾，不是税收比例，是权力分配。向高放下茶杯，看着我，眼神清亮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总督们要的不是多留几成税收，是更大的自主权。他们想自己说了算，不想事事都听北京的。

朕知道。

陛下知道，但陛下愿意给吗？

我沉默了。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驻军操练的号子声。

如果不给，向高继续说，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联邦就是一个空壳。总督们表面服从，暗地里各行其是，就像之前的阳奉阴违。如果给，陛下又担心失控。这就是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