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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三年十一月，联邦教育法案在宪章起草委员会上通过了。

那天的表决很顺利，举手赞成的占了大多数，反对的只有两三个人，弃权的也不多。向高宣布结果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他的手指敲了一下桌面，笃的一声，像是法官落下了法槌。

这是宪章附属法案中第一个通过的，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法案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联邦境内所有适龄儿童，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出身，必须接受至少五年的基础教育。

两个字是我坚持加上去的。

向高最初的草案里用的是，我看了之后直接划掉，改成了。墨笔划过二字的时候，发出沙的一声轻响，像是一把小刀在纸面上割了一道口子。

应当是建议，是命令。我对向高说，建议可以不听，命令不能不从。教育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向高想了想，同意了。他大概也明白，在这个文盲率超过九成的时代，如果不用强制手段推行教育，再过一百年也推不动。

法案通过之后，我拨出了一笔专项经费——三百万两白银——用于在联邦全境建立学堂。这笔钱不从各占领区的税收里出，直接从中央国库拨付。我不想让地方总督有借口拖延——是他们最常用的借口。

三百万两。陆明言看着拨款令，嘴角抽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了几下，笃笃笃的，那是他算账时的习惯动作，陛下，国库的流动资金本来就紧张，再拨三百万两出去，远征筹备的经费就更吃紧了。

教育比远征重要。我说。

陆明言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到我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

臣领命。

学堂的建设在各地同时展开。

大明本土的学堂体系已经很成熟了，新学学堂遍布各省，入学率在适龄儿童中超过了六成。但欧洲和南洋的情况差得远，很多地方连一所像样的学堂都没有。孩子们在街上疯跑，在田里干活，在工坊里当学徒，唯独不在学堂里读书。

我让林致远负责欧洲的学堂建设。这小子干活利索，三个月之内就在法兰西、日耳曼、伊比利亚的主要城市建了一百二十所新学学堂。学堂的规模不大，每所三到五间教室，一到两名先生，能容纳五十到一百名学生。建筑大多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石头和木料搭建，外墙刷了白灰，门口挂着统一制式的木匾。

课程是统一的模板：汉语、算学、格物、地理、历史。汉语是必修课，其他课程用汉语和当地语言双语教学。教材由新学门生编写，内容以实用为主——不教八股文，教识字、算账、看地图、认植物、懂基本的物理和化学。

为什么要教汉语？有人问。

因为联邦的官方语言是汉语。我说，不会汉语，就看不懂联邦的法律，读不了联邦的公文，考不了新学门生的选拔考试。不会汉语的人，在联邦里永远是二等公民。朕不想要二等公民，所以必须教汉语。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但真实的原因更深一层——语言是认同的基础。一个人说什么语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让欧洲的孩子从小学汉语，等他们长大了，汉语就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到那时候，法兰西人日耳曼人这些标签就会慢慢淡化，联邦公民这个标签就会慢慢强化。

这是最温柔的征服，也是最彻底的征服。

学堂建起来之后，招生的情况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欧洲人会抵触——毕竟是征服者办的学堂，教的是征服者的语言。但实际情况是，报名的人挤破了门。学堂门口排起了长队，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天不亮就开始等，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街角，嘈杂的说话声和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赶集。

原因很简单：免费。

学堂不收学费，还管一顿午饭。在这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年代，免费的午饭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不是因为想让孩子学汉语，是因为想让孩子吃饱饭。午饭虽然简单——一碗米饭或面包，一碟菜，偶尔有肉——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已经是奢侈了。

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孩子进了学堂，就会开始学习。学着学着，就会改变。

有一天，我去巴黎的一所新学学堂视察。学堂建在塞纳河边上，是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门口挂着巴黎第三新学学堂的木匾。木匾是新漆的，红底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和旁边灰扑扑的石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河风从塞纳河上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味和河泥的潮湿气息。

走进教室的时候，一群七八岁的孩子正在跟着先生念汉字。先生是一个新学门生，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但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腰杆挺得很直。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粉笔在黑板上嘎吱一声，然后用法兰西语解释意思，再带着孩子们一起念。

天——

天——

三十多个稚嫩的声音齐声念出来，参差不齐的，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有的发音准有的发音歪，但每一个声音都认认真真的。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的干涩味道和孩子们身上特有的奶腥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课桌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

我站在教室后面，没有出声。

先生又写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