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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四年八月，我开始认真考虑皇太孙的培养计划。
不是朱由检——他才刚出生，连翻身都不会。我说的是更长远的事情：如何为两代之后的传承做准备。
太子常洛今年四十八岁了，身体还算健康，性格温和稳重，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但和之间的差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常洛能守住基业，但能不能把基业发扬光大，我心里没底。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不差，但缺乏那种一锤定音的魄力。每次遇到棘手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拍板，而是商量。商量当然没错，但有些事情商量来商量去，最佳时机就错过了。
更让我担心的是常洛之后。
朱由检是常洛的长子，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来会继承皇位。但一个婴儿能长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按照传统的皇子教育——读经书、学礼仪、听太傅讲课——培养出来的大概率又是一个温和有余、霸气不足的守成之君。前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平庸，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而是因为那套教育体系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人，培养不出开拓进取的人。
我不想要守成之君。
我想要一个能驾驭制度、推动变革、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也能让联邦继续前进的人。
朕要建立一套不依赖明君也能运转的制度。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墨迹在宣纸上慢慢洇开，像是一滴水落进了干涸的土地。
写完之后，我看着这行字，苦笑了一下。
不依赖明君也能运转的制度——这不就是前世的宪政民主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前世的宪政民主花了几百年才成熟，中间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战争、倒退和反复。英国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花了四百多年，法国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折腾了将近两百年，美国建国时设计的制度算是最成功的，但也经历了一场内战才真正稳固下来。我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转变，是不是太天真了？
也许是。
但不试怎么知道？
我给太子常洛写了一封长信，用电报发过去太长了，就让人抄了一份，走海路送回北京。信纸用的是上好的宣纸，我亲手研的墨，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写信的时候，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毛笔在纸面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蝉鸣的嘶嘶声交织在一起。八月的安特卫普已经有了秋意，但蝉还在叫，叫得有气无力的，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朱由检的教育方针。
吾儿常洛：由检虽幼，教育之事不可不早谋。朕之意，由检之教育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岁至七岁。以启蒙为主，教识字、算数、观察自然。不必读经书，不必学礼仪，让他像普通孩子一样玩耍、探索、提问。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不要用规矩把它扼杀了。给他积木，给他画笔，给他放大镜，让他去花园里观察蚂蚁搬家，让他去厨房里看厨子怎么生火做饭。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比背一百篇经文都有用。
第二阶段，七岁至十四岁。入新学学堂，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学汉语、算学、格物、地理、历史，也学一门外语——法兰西语或日耳曼语。同时开始接触政务，旁听朝会，但不参与决策。让他知道朝堂是什么样子，但不要让他过早地卷入朝堂的漩涡。
第三阶段，十四岁至二十岁。到联邦各地历练。去工坊做工，去军营当兵，去总督府实习，去学堂教书。每个地方待半年到一年，亲身体验联邦的运转。二十岁之后，开始正式参与政务。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一滴墨汁在笔尖凝聚，摇摇欲坠。我想了想，又加了一段：
朕知道你会觉得这套方案太激进。让皇孙去工坊做工、去军营当兵，在你看来大概是荒唐。堂堂皇孙，怎么能和工匠、士兵混在一起？但朕告诉你，一个没有在泥地里摸爬滚打过的皇帝，是管不好这个帝国的。朕当年就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朕知道底层是什么样子，所以朕能做出接地气的决策。由检如果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他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宫墙以内。那样的皇帝，守不住朕打下来的江山。
信写完之后，我又看了一遍，觉得语气太硬了，又在最后加了一句：此乃朕之建议，非命令。你是他的父亲，如何教育由检，最终由你决定。但朕希望你认真考虑。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用火漆封了口。火漆融化时发出一股辛辣的气味，红色的蜡液在信封上凝固成一个圆形的印记，上面是龙纹——皇帝专用的火漆印。
信送出去之后，我又开始想另一个问题——制度。
皇太孙的教育方针只是个案，我需要的是一套制度化的继承人培养体系。不只是皇帝的继承人，还包括各级官员、总督、军事将领的继承人。
联邦太大了，不能靠一两个人撑着。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确保每一个关键岗位上都有合格的人，而且有备选的人。前世的企业管理里有个概念叫继任者计划，每一个关键岗位都要有至少两个候选人随时准备接班。这个概念放到国家治理上同样适用。
这套制度的核心，就是新学门生体系。
我已经把新学门生的选拔培养制度化了，但还不够。还需要一套考核和晋升制度——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总督，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将军，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联邦议会。这些标准必须明确、公开、可量化，不能靠皇帝的个人好恶来决定。皇帝喜欢谁就提拔谁，那不叫制度，叫任性。
朕要建立一套不依赖明君也能运转的制度。
这句话我在日记里写了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