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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五年七月,一份来自日耳曼占领区的急报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赵铁生把那份急报递给我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眉头拧在一起,像是在嚼一颗苦杏仁。这些年他跟着我经历了无数风浪,能让他露出这种表情的事情已经不多了,所以我知道这份急报的分量不轻。他站在书桌前面,身子绷得笔直,右手无意识地按在腰间的刀柄上,那是他紧张时的老习惯。
陛下,日耳曼出事了。
我接过急报,展开来看。纸上的字迹很潦草,显然是匆忙写就的——日耳曼占领区的科隆城,一个叫莱茵同盟的政治团体公开集会,要求联邦给予日耳曼地区完全自治权。集会人数超过三千,有商人、有手工业者、有退役的联邦驻军士兵,甚至还有几个当地的联邦议员。急报的末尾用朱笔画了一个圈,那是暗卫系统里的标记。墨迹还没完全干透,纸张边角有些卷曲,带着一股长途跋涉后的潮湿气味。
公开集会?我把急报放在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指尖碰到桌面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书房里听得格外清楚,笃笃笃的,像是某种倒计时。
是。不是秘密的,是光天化日之下在科隆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赵铁生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他们打出了横幅,上面写着日耳曼人治日耳曼。据线报说,集会从早上辰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中间有人演讲,有人散发传单,还有人唱歌。唱的是日耳曼的古老民谣,歌词被改了,改成了呼唤自治的内容。
我沉默了一会儿。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桌上的沙漏在细细地流,沙粒落下的声音像是时间在一粒一粒地消逝。
窗外有风,吹得院子里的竹子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议论。竹影投在窗纸上,摇摇晃晃的,像一群不安分的幽灵。七月的北京热得厉害,蝉在树上拼命地叫,嘶嘶嘶的,叫得人心烦。但书房里因为放了冰盆,倒是凉快,冰块融化的水滴落在铜盆底部,滴答滴答的,和蝉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和声。
不只是日耳曼。赵铁生又递过来两份报告,法兰西的里昂和马赛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叫高卢之声。伊比利亚半岛上也有,叫伊比利亚复兴会。三个地方几乎是同时冒出来的,时间差不超过半个月。他把三份报告并排放在我面前,手指在上面一一点过,日耳曼的最大,法兰西的最活跃,伊比利亚的最隐蔽。三个团体的组织方式不同,但诉求几乎一模一样——要自治权。
有组织的。我说。
有组织的。赵铁生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的光,欧罗巴之光不同,这些团体没有搞暗杀、没有搞破坏,他们走的是公开路线——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向联邦议会递交请愿书。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他们甚至还请了联邦的律师来审查他们的行为,确保每一步都不违法。
这才是最难办的。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椅背上的木雕硌着后脑勺,有一种微微的疼痛感,但这种疼痛反而让我的思路更清晰了。
暗杀好对付,公开的政治诉求不好对付。
欧罗巴之光搞暗杀,我可以名正言顺地镇压。但莱茵同盟搞集会、递请愿书,我拿什么理由镇压?他们没有违法,没有伤人,没有破坏公共秩序。他们只是在说话。而说话这件事,是我自己在联邦宪章里写进去的权利。我自己给了他们说话的权利,现在他们用这个权利来要求自治,我总不能反过来把这个权利收回去。这就是制度的代价。你建了一套规则,你自己也得遵守。前世的历史告诉我,凡是试图用暴力压制合法诉求的政权,最终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苏联如此,大英帝国如此,所有的殖民帝国都如此。
我睁开眼,看着赵铁生:暗卫怎么看?
暗卫的意见是——趁早掐灭。赵铁生直言不讳,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果决,这些团体现在还小,影响力有限。如果放任不管,等他们壮大了,就不好收拾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道理臣不用多说。
怎么掐?
抓几个领头的,找个由头——比如煽动叛乱、危害联邦安全。不用杀,关几年就行。龙头一断,身子自然就散了。赵铁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对他来说,这确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暗卫干了几十年,抓人关人是家常便饭。
我摇了摇头。
不行。
赵铁生没有说话,等着我的解释。他的眼神很平静,没有不满,也没有意外。跟了我这么多年,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否定他的建议,除非我有更好的办法。
你抓了领头的,他们就成了英雄。我说,你越压,他们越有号召力。你把一个人关进牢里,外面会冒出十个人替他说话。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前世有个叫曼德拉的人,被关了二十七年,出来之后成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领袖。你关得住人的身体,关不住人的念头。
赵铁生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他不知道曼德拉是谁,但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的竹子在风中摇晃,影子在地上乱跳,像是一群不安分的人在窃窃私语。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斑斑驳驳的,像是一张被撕碎的地图。远处的天空蓝得发白,几只鸽子从屋顶上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扑棱棱的,转眼就消失在了琉璃瓦的那一边。
堵不如疏。我转过身,传朕的旨意,让联邦议会讨论扩大地方自治权的方案。
赵铁生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下。这个表情在他脸上只持续了不到一秒,但我捕捉到了。
扩大自治权?
对。给他们一个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诉求。他们要自治,好,朕不反对自治。但自治的范围、自治的方式、自治的边界,都要在联邦的框架之内讨论。朕给他们一张桌子,让他们坐下来谈。坐下来谈的人,就不会上街闹事。我走回书桌前,手指在那三份报告上轻轻划过,而且,让他们在议会里谈,朕就能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谁是温和派,谁是激进派,谁可以拉拢,谁必须防范。比起在暗处猜测,朕更喜欢把一切摆在明面上。
赵铁生想了想,慢慢点了点头,但眉头还是没有完全舒展。
臣担心的是,给了他们一寸,他们会要一尺。
会的。我说,但朕宁可他们在议会里要一尺,也不愿意他们在街上拿刀来抢一丈。议会里的争吵再激烈,也比街上的流血好。朕建联邦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个联邦不是靠刀枪维持的,是靠规则维持的。规则会被人利用,会被人钻空子,但规则的好处是——它给了所有人一个预期。有预期的人不会铤而走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想要的东西。
当天下午,我把向高叫来了。
向高这些年老了不少,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没有以前利索,但脑子还是那么清楚。他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大概是刚喝完药。药味里混着一丝甘草的甜,闻起来有些苦涩。他的背比以前弯了一些,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像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刀,刀刃虽然不如从前锋利,但依然能切开最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