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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找臣，是为了欧洲的事？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声音不紧不慢的，像是早就猜到了。

你已经知道了？

臣在议会里听到了一些风声。向高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杯碰到茶碟发出轻轻的叮的一声，清脆而短促，像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日耳曼、法兰西、伊比利亚，三个地方同时出事，不是巧合。背后要么有人串联，要么是大势所趋。臣倾向于后者——这些年联邦在欧洲推行的教育政策太成功了，欧洲人学会了读书识字，学会了思考，自然就会想要更多的权利。这是教育的副作用，也是教育的本意。

你觉得该怎么办？

向高放下茶杯，想了一会儿。茶杯里的茶水还在微微晃动，映着窗外的天光，一圈一圈地荡开。

臣的看法和陛下一样——堵不如疏。

我笑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朕的看法？

因为陛下如果想镇压，就不会叫臣来了。向高也笑了，皱纹在脸上挤成一团，像是一张被揉皱的纸，陛下叫臣来，是想让臣在议会里推动这件事。镇压的事情找赵铁生就行了，找臣，说明陛下要走文的路子。

这个老狐狸，什么都瞒不过他。

朕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把想法说了一遍——让议会讨论扩大地方自治权，给欧洲各区域更多的内政管理权限，但外交、军事、关税这些核心权力仍然归联邦中央。说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联邦地图前面，手指在欧洲的版图上划了一个圈。地图上的欧洲被分成了十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密密麻麻的，像是一块被切碎的蛋糕。

向高听完，沉吟了片刻。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笃笃笃的，和我刚才敲桌面的节奏几乎一样。

方向是对的，但操作起来有几个难点。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自治权的边界怎么划？给多了，联邦就散了；给少了，他们不满意。第二，东亚的代表会不会反对？欧洲要自治，东亚的人会觉得凭什么——我们打下来的地盘，凭什么让他们自己管？第三，时间。这件事不能拖太久，拖久了，街上的人会觉得议会没用，又会回到老路上去。

三个月。我说，朕给议会三个月的时间拿出方案。

三个月太紧了。向高摇头，至少半年。这种事情牵涉太广，各方利益都要照顾到，三个月连意见都收集不完。

四个月。

五个月。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两个老头子在书房里讨价还价，像是在菜市场买菜。窗外的蝉还在叫，嘶嘶嘶的，像是在给我们的讨价还价配乐。

行，五个月。我让了一步，但五个月之内必须有结果。朕不管过程，只要结果。

向高站起来，拱了拱手：臣领命。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夕阳从他身后的门缝里透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陛下，臣多说一句。

这些要求自治的人，不全是坏人。向高的声音很轻，但很认真，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真心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好。他们不是要反对联邦，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主。这种想法，其实和陛下当年建联邦的初衷是一样的。

我愣了一下。

向高没有等我回答，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咚咚咚的，沉稳而缓慢，像是一面老鼓在敲最后几下。

我站在窗前，想了很久。

向高说得对。这些人不是敌人，他们只是想要一个说话的地方。而我要做的，不是堵住他们的嘴，而是给他们一张桌子。让他们坐下来，说话。让他们在规则之内，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比镇压难一万倍，但也比镇压管用一万倍。我活了两辈子，见过太多用暴力维持的帝国最终土崩瓦解的例子。暴力能维持一时的稳定，但只有制度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

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

欧洲独立暗流涌动，但朕不打算用刀来解决。刀能杀人，不能杀念头。给他们合法的渠道，让暗流变成明渠。明渠好控制，暗流不好控制。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

堵不如疏，这个道理大禹治水的时候就知道了。朕活了六十五年，才真正明白。

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墨迹慢慢洇开，在纸上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墨点，像是一滴眼泪。我把笔搁在笔架上，墨汁顺着笔尖滴了一滴下来，落在砚台边上，啪的一声，细微得几乎听不见。

窗外的夜很静，只有蛐蛐在叫，唧唧唧唧的，此起彼伏，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辩论。月光从窗纸后面透进来，把书房染成一片银白色。远处的更鼓响了，咚——咚——咚——，三更天了。

我合上日记本，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蛐蛐的叫声渐渐远了，更鼓的余音也散了，只剩下夜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翻一本很厚很厚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