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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五年九月，联邦议会的秋季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是联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来自东亚、欧洲、南洋三大板块的代表齐聚一堂，加上中东和非洲的观察员，议事大厅里坐了将近两百人。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气味——东亚代表身上的檀香味，欧洲代表身上的皮革味，南洋代表身上的椰油味，还有大厅里新刷的桐油味，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有一种奇特的热闹感。

我坐在最高处的旁听席上，看着

议事大厅是三年前新建的，仿照了一点前世议会的样子，但又融入了大明的风格——穹顶上画着龙凤祥云，四壁挂着联邦各区域的旗帜，正中央的讲台是汉白玉的，上面刻着合天下为一家，止干戈于永世十个大字。旗帜在穹顶下微微飘动，有风从大厅两侧的通风口灌进来，带着九月初秋的凉意。阳光透过穹顶的琉璃天窗洒下来，在汉白玉的讲台上投下一片金色的光斑，那十个大字在光斑里若隐若现，像是在水底闪烁。

这十个字是我提的。每次看到它们，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骄傲？讽刺？还是两者兼有？用止干戈的名义打了半辈子仗，现在终于到了真正止干戈的时候，却发现止干戈比打仗还难。打仗的时候，敌人在对面，一刀下去就完了。止干戈的时候，所有人都坐在你面前，笑眯眯地跟你讲道理，但每个人的笑容背后都藏着一把刀。

今天的议题有三个：欧洲自治权扩大方案、南洋贸易关税调整、东亚工坊技术输出标准。三个议题，三大板块，各有各的算盘。

第一个发言的是日耳曼代表弗里德里希。这个人四十多岁，金发碧眼，说官话带着浓重的日耳曼口音，但逻辑很清楚。他穿了一身联邦统一制式的深蓝色礼服，但领口别了一枚日耳曼鹰徽的胸针，这个小细节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他代表欧洲板块提出了一份自治方案——要求欧洲各区域在内政、教育、司法三个领域拥有完全自主权，联邦中央只保留外交和军事。

联邦是一个大家庭，弗里德里希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在穹顶下回荡，每个字都带着日耳曼人特有的硬朗，但大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房间。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家，我们只是要一把自己房间的钥匙。

说得好听。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要钥匙是假，要权力是真。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比喻用得巧妙，大厅里不少代表都在点头。

东亚代表李承恩第二个发言。李承恩是李如松的孙子，继承了李家人的火爆脾气，但比他爷爷多了几分政治头脑。他今年三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被他推得吱嘎一声响。

弗里德里希代表说得很好，李承恩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硬，像是石头碰石头，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欧洲的土地是谁打下来的？是联邦将士的血换来的。现在仗打完了，你们要自治了，那当年流的血算什么？我爷爷在欧洲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我父亲在莱茵河畔埋了三千弟兄。这些账，弗里德里希代表算过没有？

议事大厅里响起一阵嗡嗡声，像是捅了一个马蜂窝。有人在低声议论，有人在摇头，有人在点头。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在穹顶下汇成一片嗡嗡的回响，像是一锅正在沸腾的水。

弗里德里希的脸涨红了，张嘴要反驳，被旁边的法兰西代表拉了一下袖子，忍住了。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两下，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在燃烧，那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屈辱。被人当面说你的土地是别人打下来的，对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屈辱。

南洋代表郑克明第三个发言。郑克明是郑芝龙的后人，继承了郑家人的圆滑和精明。他没有直接回应前两个人的争论，而是把话题引到了贸易关税上。他站起来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一条刚晒完太阳的蛇，不紧不慢地舒展身体。

自治的事情可以慢慢谈，郑克明笑眯眯地说，声音带着闽南口音，软绵绵的，像是裹了一层棉花，但关税的事情不能等。南洋的香料、橡胶、锡矿运到欧洲，要过三道关卡，交三次税。这不合理。联邦是一个整体，内部贸易不应该有这么多壁垒。去年南洋的胡椒运到日耳曼，到岸价比产地价高了四倍。四倍！这中间的差价都被关税吃掉了。

这话说得漂亮，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南洋想要的不是降低关税，而是打开欧洲市场。南洋的商品便宜，一旦关税降低，欧洲本地的手工业者就会被冲垮。弗里德里希刚才要自治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用关税保护本地产业。三方的诉求互相矛盾，互相牵制。东亚要维持对欧洲的控制权，欧洲要自治，南洋要市场。三个方向，三股力量，拧在一起，谁也不让谁。

我坐在上面，一言不发，看着他们吵。

吵了整整一个上午，午饭都没顾上吃。议事大厅里的空气越来越闷，混着汗味和墨水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焦躁。有人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有人在不停地擦汗，有人的嗓子已经哑了还在说。讲台上的茶壶换了三次水，汉白玉的台面上留下了好几圈茶渍。

向高坐在我旁边，小声说：陛下，要不要出面调停？

不急。我说，让他们吵。吵够了自然会找朕。

果然，下午的时候，三方都派人来找我了。

先来的是李承恩。他在书房里站得笔直，像一杆标枪。额头上还有汗，显然是从议事大厅一路快步走过来的。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胸口起伏着，但站姿一丝不苟，军人的底子在骨子里。

陛下，欧洲人的胃口太大了。内政、教育、司法全要自主权，那联邦还剩什么？一个空壳子？

你觉得该怎么办？

不给。李承恩斩钉截铁，声音像是刀砍在砧板上，最多给他们教育自主权，内政和司法不能放。放了就收不回来了。

我没有表态，只是点了点头。

李承恩走后，弗里德里希来了。他的态度比上午温和了一些，但底线没变。他进门的时候先鞠了一躬，动作比上午在议事大厅里恭敬了不少。书房不是议事大厅，在这里他不是代表，是臣子。

陛下，欧洲人民需要自治。这不是政治诉求，这是人心所向。如果联邦不给，他们会自己去拿。

这是威胁吗？我看着他。

弗里德里希的脸白了一下，连忙摇头：不是威胁，是实情。臣只是如实禀报。臣在欧洲生活了四十年，臣知道那里的人在想什么。他们不恨联邦，但他们想要尊严。被人管着的感觉，不好受。

朕知道了。

弗里德里希走后，郑克明来了。这个人最滑头，进门先笑，笑完先夸。他的笑容像是涂了一层蜜，甜得发腻，但你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陛下英明，让议会讨论这些事情，实在是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