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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拍马屁。我说，说正事。

郑克明收了笑，正色道：陛下，南洋的诉求很简单——降低内部贸易壁垒。至于欧洲自治的事情，南洋不反对，但有一个条件——自治之后，欧洲不能用关税壁垒阻挡南洋商品。

你这是趁火打劫。

陛下说笑了。郑克明又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这叫互利共赢。

我挥了挥手，让他走了。他走的时候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像一只猫。

三方都走了之后，书房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暮色从窗纸后面渗进来，把房间染成一片昏黄。远处传来更鼓声，咚——咚——咚——，沉闷而规律，像是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桌上的烛火被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晃晃，影子在墙上跳舞，忽大忽小的，像是一群幽灵在窃窃私语。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治天下比打天下难十倍。打天下的时候，敌人是明确的，目标是明确的，打赢了就行。治天下不一样，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明确的目标，所有人都是你的人，但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算盘。你不能用刀，不能用枪，只能用脑子。在各方的矛盾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没有吃亏，但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这就是仲裁者的角色。前世有句话叫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我以前觉得这话太软弱，现在才明白这话有多深刻。

我睁开眼，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方案的框架：

第一，欧洲自治权分三步走——先给教育自主权，一年后给司法自主权，三年后视情况给内政自主权。每一步都要经过议会投票。

第二，降低联邦内部贸易关税，但设置过渡期——三年内逐步降低，不搞一刀切，给欧洲本地产业留出调整的时间。

第三，东亚在欧洲的驻军逐步减少，但不撤走。驻军的角色从占领者联邦维和部队，名义上归联邦指挥，不归东亚单独指挥。

这个方案不完美，但它照顾到了三方的核心诉求——欧洲得到了自治的承诺，南洋得到了市场的承诺，东亚保住了军事存在。每一方都会不满意，但每一方都能接受。这就够了。

第二天，我把方案交给向高，让他在议会里推动。

向高看完方案，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纸上轻轻摩挲，纸张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然后他说：陛下这个方案，三方都会骂。

朕知道。

但三方都会接受。

朕也知道。

向高笑了，把方案收好，折了两折塞进袖子里，起身告辞。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向高。

臣在。

你觉得朕这个仲裁者，还能当多久？

向高回过头，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敬佩，有担忧，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烛光映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像是刀刻出来的沟壑。

陛下在一天，就能当一天。他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但陛下不在了之后……

他没有说完，但我们都知道后面的话是什么。

我不在了之后，谁来当这个仲裁者？太子？议会？还是没有人？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答案。

向高走了。书房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隐约约的市井喧嚣。烛火终于稳了下来，不再摇晃，在桌面上投下一个安静的光圈。

我在日记本上写道：联邦内部的博弈日趋复杂，但这种复杂是好事。吵架总比打仗好。朕的角色从征服者变成了仲裁者，这个转变比朕想象的要有趣。

写完之后，我合上日记本，靠在椅背上，听着窗外的风声。秋风从远处吹来，带着一股干燥的草木气息，吹得窗纸微微鼓起，又瘪下去，像是有人在窗外轻轻地呼吸。

治天下比打天下难十倍。

但也有另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