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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六十四年三月，弗朗西斯科在联盟议会中赢得了一场关键投票。
消息传到夏威夷的时候是深夜。我已经睡下了，但电报员不敢耽搁，让王福把我叫醒。王福推开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呀，我立刻就醒了——这些年睡眠越来越浅，稍有动静就会惊醒。
万岁爷，周远的急报。王福的声音压得很低，手里举着一盏小油灯，昏黄的光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骨头咯吱咯吱地响，腰背处传来一阵酸痛。王福赶紧过来帮我垫好枕头，又把油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灯芯燃烧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细细的，像蚕在啃桑叶。
周远的情报是这样写的：弗朗西斯科提出的和平对话提案在人民院以微弱多数通过。提案的核心内容是——授权联盟政府与大明建立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探讨停战的可能性。
强硬派领袖威廉·蒙特在投票后暴怒，当场宣布退出议会，并发表声明称弗朗西斯科是和投降派。蒙特的支持者在议会外举行了抗议，与温和派的支持者发生了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联盟内部的分裂已经到了公开对抗的程度。
我看完这封情报，心里有喜有忧。
喜的是，温和派的势力在壮大。弗朗西斯科的提案通过，意味着联盟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想打仗了。这对大明来说是好消息——一个不想打仗的敌人，比一个拼死抵抗的敌人好对付得多。我在前世读过太多关于战争的书，知道一个道理：打败一支军队不难，难的是打败一种信念。但如果敌人自己的信念先裂了，那就省了我一半的力气。
忧的是，蒙特退出了议会。这意味着强硬派已经不打算通过议会来解决分歧了。他们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比如军事政变。前世的历史上，这种事太常见了。议会里吵不赢，就掀桌子上刀枪。从罗马的凯撒到法国的拿破仑，走的都是这条路。蒙特未必有那个本事，但他有那个脾气。
我把情报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窗外的夜很静，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有节奏，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偶尔有一只夜鸟叫了一声，尖锐而短促，划破夜空后又归于沉寂。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咸味，混着营房木板散发的松脂香。被褥上残留着白天晒过的太阳味，干燥而温暖，和夜风里的潮气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我在前世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过一门政治学的课，教授讲过一个概念叫内部瓦解。他说，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崩溃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是因为内部先裂了。罗马帝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大清也是如此。现在轮到新世界联盟了。联盟的裂缝已经从暗处走到了明处，从议会的争吵变成了街头的流血。这条裂缝只会越来越宽，不会自己愈合。
万岁爷，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王福问。他蹲在床边，仰着头看我，眼睛里映着油灯的火光，闪闪烁烁的。
都有。我说，温和派壮大是好消息，强硬派激进是坏消息。联盟内部的分裂越深，战争的走向就越不可预测。
不可预测是好事还是坏事？
看对谁。我说，对我们来说，不可预测意味着机会。联盟内部越乱，我们的机会就越多。但也意味着风险——如果强硬派发动政变，控制了联盟的军队，他们可能会孤注一掷，发动一场疯狂的反攻。
那怎么办？
两手准备。我说，一手继续支持温和派，加大分裂的力度。另一手让陈九做好准备，防止强硬派的疯狂反扑。
我让王福研墨。他从桌上拿起砚台，倒了几滴水，开始慢慢地磨。墨条在砚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墨香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浓郁而沉稳，是我最熟悉的味道之一。这种味道让我想起紫禁城里的御书房——那个我待了几十年的地方，如今隔着万里大洋，恍如隔世。
我给周远和陈九分别发了电报。
给周远的：继续支持弗朗西斯科。但不要直接接触他——他不能知道大明在背后推动。让线人通过间接的方式帮助温和派，比如在舆论上造势，在经济上施压。
给陈九的：联盟内部分裂加剧，强硬派可能铤而走险。加强前线防御，做好应对突然进攻的准备。同时，如果温和派主动接触我军，不要拒绝，但也不要轻信。一切以军事安全为优先。
电报发出去之后，我靠在枕头上，想着弗朗西斯科这个人。
根据周远的情报，弗朗西斯科是一个西班牙裔的商人，五十多岁，在联盟的商界很有影响力。他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不是因为热爱和平，而是因为战争影响了他的生意。
周远在情报的附页里描述了弗朗西斯科的一些细节：此人身材矮胖，蓄着一把修剪整齐的山羊胡，说话时喜欢用手比划，声音洪亮，笑起来像打雷。他在联盟西部经营着一条从港口到内陆的商路，战前每年的利润足以养活一支小型舰队。战争爆发后，商路断了，利润没了，他的脸色据说比锅底还黑。
一个为了钱反战的商人。
我读到这些描述的时候，脑海里自动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一个矮胖的西班牙人坐在堆满账本的书桌后面，胡子翘得老高，一边拍桌子一边骂娘，骂的不是大明，是战争让他亏了多少钱。这种人我太熟悉了，前世在商学院的案例课上见过无数个。他们的信仰不是上帝，不是自由，是账本上的数字。数字涨了，他们就是最虔诚的爱国者。数字跌了，他们就是最激进的反战派。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种人我太熟悉了。前世的历史课本上，推动和平的往往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商人。商人最怕的不是暴政，是亏钱。亏钱比亡国更让他们坐立不安。弗朗西斯科大概也是这样——他不在乎联盟的旗帜是什么颜色，他只在乎他的商船能不能出港，他的货物能不能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