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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是一段一段来的，是一股脑兜头浇下来的。

梁彪躺在老棉被里，眼皮都没动，脑子里跟放老电影似的，一帧一帧地过。

先是个小娃娃。1960年生人，李家独苗，爹妈都是轧钢厂双职工，起名李建国。

这名儿搁那个年代，跟“建军”“卫国”“援朝”一个待遇——派出所户籍科喊一嗓子，半个院子都能站起来应到。

小子在厂区大院跑着长大，十八岁顶爹的班进轧钢厂。高温车间，三班倒，一干二十七年。

苦吗？

苦。三伏天车间里四十多度，一个班下来工装能拧出半碗水。

三十岁得子李强，孩子刚会跑，媳妇病了，肺上的毛病，查出来就是晚期，折腾一年多，人没了。

打那儿以后，李建国又当爹又当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毛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你说他天生抠？还真不是。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搁那个年代，拖扯孩子的单身汉哪个不是这么熬的？只不过别人熬出头就松快了，他把“省”字刻进骨头缝里，熬出头也松快不下来了。

2005年，厂子改制，四十五岁买断工龄，四万块。

车间主任把钱拍他面前，他蹲在门口数了三遍，一张不少，揣进最贴身的兜，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十八岁进来，四十五岁出去。半辈子，换回来一个信封。

可李建国没慌。白天在菜市场帮人卸货，晚上给饭馆看大门，一天闲工夫不留，硬撑到五十五岁办退休，一个月两千八。

不多，稳当。

就这么着，牙缝里勒出二十万来。

然后，王倩来了。

说起这个王倩，那也是苦水里泡大的。

菜市场边上长大的姑娘，没妈。她爹的口头禅是三个字：赔钱货。

她哥要吃鸡蛋，她的那份就得端过去；她哥相看了三个姑娘都没成，彩礼一家比一家要得高，最后定下的那个开口就是八万八。

她爹一拍大腿：给！

钱哪儿来的？卖闺女呗。王倩出嫁那天，八万八一分没让她带走，全给她哥相亲、买房使唤了。她嫂子收了彩礼，转头就把陪嫁的两床新被子挑三拣四：“这棉花不行，回头让倩倩再添两床。”

王倩添了。

不添不行。她在这个家，从来只有点头的份儿。

所以李强领她回家那天，姑娘袖子一撸就钻厨房忙了一下午——不是勤快，是怕。怕人家嫌她懒，嫌她笨，嫌她配不上。

李建国坐在沙发上，从头到尾问了三句话：

家里几口人？干什么的？会做饭不会？

问完，点头。亲事定了。

好家伙。人家姑娘在他家厨房忙一下午，他就琢磨出三句话来。

可你还别说，这老头不是嫌弃人。他那脑子里的账本算得明明白白：会做饭，能过日子；家里人口简单，没拖累；姑娘老实，不搅家。

三项全优，这就叫合适。

至于姑娘爱吃什么、怕什么、笑起来为什么好看——账本上没这一栏。

结婚要买房，首付差十来万。李强张了几次嘴才敢开口。

李建国沉默半天，取出八万往桌上一放：“就这些，多的没有。”

剩下那十二万呢？

当天夜里，老头摸黑把存折裹进塑料袋塞床板底下，压上旧棉絮，拿纸箱挡住。躺下了还不放心，起来又看了一眼。

谁也没告诉。

他也疼儿子，可他更怕。怕钱掏空了，自己老了动不了那天，床头没人搭理，手里没钱傍身。

这世上有种人，越爱越不敢给。他把爱全换成钱锁在床板底下，锁了一辈子，最后连他自己都信了：我就是个抠门老头。

王倩进了门，规矩跟着就来了。

吃饭最后一个上桌；盛饭先给公爹盛；夹菜先给丈夫夹。逢年过节她在厨房从早忙到晚，菜齐了上桌，没她的座儿——端着碗站灶台边扒拉两口，算一顿。

这些规矩哪来的？没人明说。空气里飘着的，一代传一代。

真正让她过不去的，是摆摊那件事。

李强一个人的工资，房贷压得喘不上气。王倩炸鸡的手艺是真好——没秘方，舍得用料，火候拿捏得死死的，咬一口爆汁。街口支个小摊，一个月三千多，比李强工资少不了多少。

她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挑了个公公脸色还算缓和的晚上，端菜、盛饭、夹菜，一套礼数做完，才小心翼翼开口：

“爸，我那个摊子只早上和傍晚出摊，不耽误家里的事。”

筷子往桌上一搁。

“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我李家还没穷到让儿媳妇出去摆摊的地步！”

其实穷。裤腰带勒得吱吱响。

可老头一句话，这事就定了性。

王倩想说我挣的是干净钱，想说我能帮衬家里——话到嘴边转了一圈，咽回去了。

“……嗯，爸，我知道了。”

第二天，摊子没支起来。

第三天，也没有。

一停，半年。

梁彪还看见一个画面——

后半夜，王倩睡不着，蹑手蹑脚摸进厨房，从锅台底下的缝隙里抽出个小本子。她自己记的笔记，什么肉腌多久、油几成热下锅，一笔一笔密密麻麻。

她就着窗外路灯的光翻了两页，手指头在本子上摸了又摸，跟摸孩子脑袋似的。

然后塞回去，塞得深深的。

那是她唯一能挣钱的本事。公公一句“丢人”，她连这点本事都得藏着，跟做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