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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技术管理局特批，你的大名还能刻在发明物上，风光无限。

但若选专利权，在保护期内，这项技术就是你的独占资源，别人想用，得给你交钱。”

说到这儿，杨厂长从抽屉里抽出一份红头文件，神色间多了几分热切：“厂里和上面商量过了，决定将这款小车命名为‘援朝牌’小卡车。

商业局那边动作很快，已经拿着图纸去谈合作了，连毛熊那边的客户都当场拍板下了订单。”

杨厂长身体前倾，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这个孩子：“所以，专利归属问题得尽快定夺。

小援朝，你是倾向发明权，还是专利权？”

话音刚落，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尴尬地挠挠头：“瞧我这记性，忘了小援朝才三岁。

慧珍同志，您是长辈，也是孩子的母亲，这事儿您来拿主意？”

刘慧珍被这一问，顿时有些发懵。

她在妇联工作久了，政策文件看了一箩筐，但这“发明权”

与“专利权”

的区别，实在太过冷门专业。

她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个所以然，到底哪个更划算？哪个更有长远眼光？她心里完全没底。

别说刘慧珍困惑，即便是在座的其他领导，包括李副厂长，乃至那些搞科研的专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难以给出确切建议。

然而，站在桌前的沈援朝，脑海中却清晰地浮现出这段历史长河中残酷的。

在他的记忆里，未来的十三年里，国家总共只批准了六项发明权，四项专利权。

数量少得可怜，且多集中在特定领域，如侯氏制碱法、棉花水分电测器等。

更要命的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63年，《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将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发明奖励条例》。

这意味着，所谓的“专利权”

将成为历史尘埃，不再受法律保护，整个制度将发生一次令人扼腕的倒退。

此刻的沈援朝，看着面前充满善意的成年人，嘴角微微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

在这个时间点做出选择，看似是听从建议，实则是对未来走向的一次精准预判。

十五载光阴如白驹过隙，却在新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那是一段科技停滞、创新枯竭的黑暗岁月。

整个国家的工业齿轮仿佛生锈般卡壳，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如同天堑般越拉越大。

即便到了七十年代末，关于是否引入专利制度的争论依旧在高层激荡，最终却像石沉大海，无声无息地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

在这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专利”

二字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它既无法保障发明者的权益，更可能在未来的政治风暴中成为催命符。

与其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法律保护，不如选择更为务实、更具即时反馈的“发明权”

。

有人或许会天真地提议，让沈援朝去游说新国家，建立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立法是国家顶层设计的宏大叙事，绝非一介平民乃至即便是拥有几分权势的沈援朝所能左右。

更何况，当下社会对新生事物充满了警惕与猜忌。

专利制度究竟姓“社”

还是姓“资”

，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政治敏感题。

若此时沈援朝跳出来提倡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无异于在雷区跳舞。

一旦未来风向转变，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足以让他成为第一批被推上审判台的靶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的力量在其中渺小如蝼蚁。

沈援朝深知这一点。

他并非不知进退，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他所求者，不过是在能力的边界内，为那位憨厚朴实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争取到一份安稳且体面的生活。

就在众人还在权衡利弊、犹豫不决之时，沈援朝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地打破了沉默：

“我要申请发明权。”

杨厂长闻言，目光下意识地向身旁的刘慧珍投去，寻求确认。

刘慧珍微微颔首，眼中满是信任：“这是小援朝反复推敲的结果，就按他的意思办。”

“好！”

杨厂长拍板定案，“既然选定发明权，那么按照厂里规定，发明人可获得相应的奖金、奖章、奖状乃至勋章。

我现在就将这份材料上报，待上级批复后，厂里会专门为你举办表彰大会，筹备工作即刻启动。”

“表彰大会？”

沈援朝眉头微挑，脑海中忽然闪过近期轧钢厂内流传甚广的消息——听说厂里正在筹划一场针对易中海的表彰活动。

难道这次轮到自己了？

若是真那样，场面想必颇为热闹。

不过，比起虚名，他更关心实利。

根据他对五五年轻武器研发奖励的了解，总奖金也不过两万套货币的一万元，分摊到个人头上，满打满算也就十几块钱。

这点钱固然不多，但其背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价值。

能在轧钢厂这个庞然大物般的集体中留下记录，意味着档案上将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