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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许鼎臣推开房门的时候，钱嘉征已经站在院子里等着了。

他换了一身便服，深灰棉袍，袖口扎紧，腰间挂着一块令牌，看上去不像个四品道员，倒像个常在街面上走动的吏目。见许鼎臣出来，他点了点头，没多说废话，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两人从府衙侧门出去，穿过两条巷子，拐上了苏州城的主街。

时辰还早，街面上的铺子大多刚下门板，伙计们打着哈欠把货品往外摆。米行、布庄、油坊挨挨挤挤地排了一长溜，檐下的招牌在晨风里慢悠悠地晃着。空气里混着刚出锅的炊饼味儿和河泥的潮腥气，远处运河方向传来船工吆喝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号子。

许鼎臣在京城待了多年，看惯了北京城的阔大与方正。苏州的街道不一样——窄，弯，挤，但每一步都踩在人烟里。这种烟火气让他觉得新鲜，也让他隐约意识到：江南的富庶，不在账本上，在街面上摆着。

钱嘉征走得不快不慢，一边走一边随口指点：“这条街叫阊门大街，苏州最热闹的去处。两边铺子，七成是绸缎庄和粮行，背后都有松江、苏州的士绅股子。你看到的这些货，从苏杭运来，走运河到扬州，换船北上，一路上的税卡少说要过七八道。”

许鼎臣听着，目光扫过那些挂着黑漆招牌的门脸，忽然问了一句：“税卡多，朝廷的商税收入应该不少吧？”

钱嘉征笑了一声，笑意里带着点苦：“账面上不少，但实际上——十成里能收到三四成就不错了。每一个税卡的吏员都知道该收多少，每一个商人也都知道该交多少，但他们之间有自己的一套账，那套账不走衙门，走的是私底下的交情。”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去年刚来的时候，也以为只要把账册搬出来核一遍就行了。后来才发现，最难的不是账，是人。”

两人穿过阊门大街，拐到运河边的码头。码头上的景象比街面上更热闹——粮船挤挤挨挨地靠在一起，装卸工踩着晃悠悠的跳板来来回回地扛着麻包，管账的坐在棚子下头拨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响和船工号子搅在一处，乱中有序。

钱嘉征在码头边上站定，指着一条吃水很深的大船说：“你看那条船，标的是装漕粮四百石，但你看它吃水的深度，实际载重至少五百石朝上。多出来的一百石，是船主自己的私货，不报关，不交税，夹在漕粮里一路北上，到了北京就是私粮。”

许鼎臣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条船的船身确实压得很低，水线几乎要漫到船舷的第二块木板。他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把这件事记住了。

钱嘉征转过身，带着他继续往前走。走出码头区之后，周围的行人少了一些，钱嘉征的脚步也慢了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几分：“许主事，你知道我到苏州头一年，干了些什么吗？”

许鼎臣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

“我收了盐商一套三进的宅子，纳了人家送来的一个妾，三天两头赴宴，喝了半年的花酒。”钱嘉征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那时候我觉得，江南就这个规矩，士绅们都是体面人，大家好来好去，事情也能办。后来李大人来了南京，把我叫过去，当面骂了我一顿。”

他说完，笑了一下，笑意很短，像刀锋上划过的一道光。

许鼎臣沉默地听着，没有插嘴，也没有表示惊讶。他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自己的回应。

钱嘉征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只是加快了几步，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座不起眼的两进小院，黑漆木门虚掩着，门口种了一棵老槐树，树皮皴裂，少说也有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