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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二?”父亲忽然开口。
林川将完整公告放大,指着金额后的单位:“万元。”
父亲把老花镜重新戴上,凑近屏幕,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
屋里静得只剩电脑散热的声音。
林川胸口发闷,却仍把两份清单摆到一起。地块面积相同,厂房面积相同,土地用途仍是工业,没有多出邻地,也没把设备包进去。买方尽调摘要写着建筑物维持原状,不存在新增厂房。
八百六十万和三千二百万,比较的是同一处东西。
可买方公告中间缺了一页附件。林川点开另一份报刊存档,终于找到清晰的扫描件。上面列有围墙修补和清场费用,没有改变用途的批文,也没有新建工程。
他把那页存下来,才在两份清单之间画了等号。
“会不会是后来路修好了?”母亲问。
“路本来就通。”父亲从文件夹里找出当年的总平面图,“这边能进大货车,我们运设备就是走这里。”
林川对照买方披露的交通条件,确认没有新增道路的说明。他没把市场涨价的可能划掉,只在纸上写:短期价差巨大,形成原因继续核验。
至少,“后来多买了一片地”“又盖了一栋楼”,这些看起来合理的解释,已经被同一组面积和清单排除了。
那块被封存、交接、卖掉的地,在他们家意味着债务和一次次搬家,在裕衡的文件里,只占了四个月。
林国平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时候我还去问过,能不能再给几个月。”
林川看着父亲的背,没有打断。
“我说,旧客户还有单子,车间留一半也行。他们说拖一天就多一天损失,越快卖,越能少欠一点。”
窗台上放着修好的木凳。父亲伸手按住凳面,半天才转过身。
“原来能等四个月。”
林川低头,把手机上已经输入的赵天雄三个字删掉。他差一点就想打过去,问问对方,这四个月怎么算。
父亲当年已经问过太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转而拨给核验材料的律师,让对方对照两次交易范围和股权日期,通话开着免提。
律师确认,现有文件足以把低价受让、当时的赵家关联关系和后续高价转卖接起来。
“但两千三百四十万元是价差,不能直接当净利润。税费、持有成本、交易费用都没算全。至于谁设计撤单、谁让银行提前收贷,还得找另外的证据。”
“明白。”林川说,“买地的钱从哪里来,卖地的钱后来去了哪里,能查到的继续查,查不到的先留着。”
“还有那两次流拍。”他补了一句,“当年的公告登在哪里,给买家留了多长时间,参拍条件有没有变化,把原记录找齐。低价能看见,低价是怎么来的,不能靠我们填。”
律师逐项记下,没有给出查到全部材料的保证。
挂断电话,他将四个月的转卖区间画在父亲的手写日期后面。
前半段,恒远等不到验收,也等不到赔偿;后半段,赵家关联企业等到了高价买方。
“爸,低价卖出去的是厂房和土地,不是您这些年的本事。”
父亲盯着纸,过了片刻,把最上面那张成交确认页抽出来,压平了折角。
“这张也留一份给我。”
“好。”
林川给父亲分好副本,自己的材料则按来源装进文件夹。旧案申请与回执都归在家庭档案里;期间星川的业务仍按原安排处理,没有因为这几页纸停下来。
傍晚,他在附近咖啡店见了苏清月。她翻开林国平同意供核验的副本,没有先看林川画出的价差,而是逐项对照旧证号、成交日期和历史股东。
“这能证明这块地的流转。”她说,“你想让我查什么?”
“别只听我家的说法。按独立调查的标准,看看这条路有没有走过第二遍。”
苏清月在笔记本上列下四个词:大额订单、突然撤单、提前收贷、资产转手。
她把“恒远”从检索条件里划去。
那四个词留在纸上,旁边还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