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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点,第一家银行把完整的跨境清算报文送进了接收室。
林川在门外等了十分钟,直到律师确认材料来源、调取手续和接收权限都记录完毕,才走进观察区。陈默已经把前一晚的五项核事实打印出来,压在桌角,最上面那张是褪色发票的影像。
“先看报文,不看结论。”林川说。
技术人员拆开加密介质,逐项核对校验值。那串二十二位流水号终于完整出现,前十位和魏成海账册被划掉的编号一致,后十二位则对应银行内部的清算批次、币种转换和收款行路径。报文里的付款人不是凭空出现的境外账户,而是那家商务服务公司在境内银行开立的外币结算账户。
金额折算为四十八万六千元,发票号码和背面识别码同时写进附言。收款账户位于境外平台指定的托管银行,账户名称没有直接出现“信托”二字,却与赵凯备份硬盘中的平台编号完全一致。
陈默把纸上的第一条待核划掉,又补上一行:“实际清算已发生。”
“付款方还是服务公司。”法务负责人提醒,“安洲发展只是境内来源,不能跳过中间账户。”
“那就把中间账户的来源和去向都钉上。”陈默没有抬头,“链条不是靠一句话连起来的。”
银行同时提供了当年电子银行的授权留痕。第一笔五十万元从安洲发展“项目处置待分配”子账户转出时,操作员是财务部经办人,复核权限来自董事长办公室的专用授权组。四十八万六千元对外付款由商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发起,审批附件中却挂着同一个授权组的临时复核码。
复核码没有写赵天雄的名字,也不能单凭一个权限组证明是他本人按下确认键。律师把这句话写在页边,要求所有人不得删掉。
林川看着那行字,点了点头:“继续往下。”
调查人员调出授权组的绑定文件。文件形成于七年前,绑定对象是赵天雄担任董事长期间使用的董事长办公室密钥,而不是某一名财务员工的个人令牌。更关键的是,密钥变更记录显示,赵天雄办公室在付款当日没有发生交接,也没有报失或暂停授权。
“这能证明什么?”律师问。
“能证明指令进入了董事长办公室的授权范围。”陈默说,“不能单独证明操作人是谁,也不能替有权机关作出个人责任结论。”
这一次,赵天雄律师团队没有马上发来新的解释。
他们等的是最后一份材料。
午后,境外托管银行通过司法协作渠道回传受益资料。文件页数不多,第一部分是开户时提交的受益人声明,第二部分是每次受益比例调整的登记表,第三部分是一份由平台管理人保存的授权确认书。
受益人声明里的家族信托名称,与赵凯硬盘目录中的名称一致。信托的最终控制人栏没有写“赵天雄个人”,而是写着“由董事长办公室指定的家族受益结构”。这句话留下了法律解释空间,却不再允许任何人把它说成一笔普通行政费用。
登记表显示,安洲发展付款后三个工作日,信托平台把一笔等额入账列入赵家受益池,并在备注栏写下同一组发票识别码。后续的分配比例没有立即改变,说明这笔钱不是临时借款,也不是平台误收后原路退回。
授权确认书的签署人是平台管理人,附件却列出了董事长办公室的密钥编号、商务服务公司的付款凭证和境内子账户的来源说明。三份材料没有由同一个人制作,却在金额、日期、编号和账户路径上互相指向。
陈默把三张表并排摆开,拿红笔画出最后一条线。
“国内处置收益进入安洲发展,安洲发展把钱转进服务公司,服务公司完成跨境清算,托管银行把等额款项计入赵家受益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