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苦笑：“关哥，不是不想‘立’，是难啊。特区财政就这点钱，要修路、通电、建学校、搞培训，哪一样不要钱？宗教基金的拨款已经是挤出来的了。而且，怎么‘导’？给寺庙发钱让他们去做法事？还是资助他们办佛学院？尺度不好把握，一不小心又可能养虎为患。”

“所以需要更精细的设计，也需要时间。”关翡道，“但现在，对手抓住了我们这个‘做得不够’的短板，把它放大成‘系统性打压’。我们不能再只是被动解释，必须主动破局。”

他看向梁以开：“以开，你的看法？”

梁以开一直在快速记录，闻言抬起头，眼中是思考的光：“关总说得对。舆论战打到这个层面，单纯的辟谣和宣传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一个‘典范转移’向公众展示，特区不是在‘打压’佛教，而是在探索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宗教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可能不完美，但它在试图解决传统模式的弊端（比如财务不透明、过度商业化、干预政治），并且愿意倾听和改进。”

他点开平板电脑，调出一组数据：“我研究了特区宗教管理局过去三年的拨款记录和项目审批。发现几个特点：第一，拨款确实偏向于寺庙建筑的基础维修和安全保障，对于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类项目支持很少；第二，审批流程冗长，寺庙申请一笔维修款，平均要等两个月；第三，资金使用监管严格，但缺乏灵活性，比如寺庙想组织僧侣为社区老人提供定期心灵关怀，这种没有明确预算科目的活动很难获批。”

“所以，”梁以开总结道，“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主动出击：第一，选择一两个管理规范、僧侣素质较高、与社区关系融洽的寺庙作为试点，与宗教局合作，设计一套‘寺庙社区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案。方案可以包括：特区提供小额灵活资金，支持寺庙开展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公益服务；鼓励寺庙利用自身场地和资源，发展素斋、禅茶、传统文化体验等‘自营性’项目，收入用于自我维持和发展；建立‘特区佛教文化发展理事会’，吸纳有威望的开明僧侣和学者参与，共同研讨宗教政策的改进。我们要把这个过程公开化、透明化，让公众看到特区是在‘共建’，而不是‘管控’。”

“第二，”他继续道，“针对‘捐赠受限’这个最敏感的点，可以设计一个‘透明功德系统’。信徒大额捐赠依然进入宗教基金统一账户，但系统会实时公示捐赠流向比如‘某某寺庙大殿维修项目，已收到捐赠XX元，还需XX元’，捐赠者可以在允许范围内指定用途，并收到电子功德证书和项目完成报告。这样既保持了财务监管，又尊重了信徒的布施意愿和功德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找到并支持那些真正理解并愿意尝试新路径的僧侣，让他们成为‘新典范’的代言人。他们的声音，比我们官方说一万句都管用。”

王猛边听边点头，但仍有顾虑：“想法很好，但推行需要时间，也需要宗教局内部和寺庙的配合。眼下卫塞节马上到了，我担心极端势力会利用这个节点闹事。”

李刚沉声道：“情报显示，已经有极端佛教团体在秘密串联，策划在卫塞节期间，在特区几个主要寺庙外组织‘静坐抗议’，并可能煽动信众拒绝向宗教基金捐款，转而以现金方式直接塞给寺庙或僧侣，故意挑战管理规定。更危险的是，我们监听到一些零散的、提及‘让渎佛者付出代价’、‘以血护法’的极端言论，来源难以追踪，但不像空穴来风。”

关翡的眼神骤然锐利。“恐怖袭击？”

“不能排除。”李刚语气凝重，“尤其是针对宗教管理局官员、或者特区在宗教事务上的标志性人物。我们正在加紧排查，但对方如果利用狂热的底层信众，防不胜防。”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窗外的天色亮了一些，远处传来早市开张的隐约喧闹。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机，与此刻室内的肃杀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