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反应，则混合着更多微妙情绪。

在塞纳河左岸的沙龙里，不少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夏府政策嗤之以鼻。

“这些华夏人，以为用点商业利益，就能换走我们的文明精华？”

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晃着水晶杯，红酒摇曳，

“我们的艺术、文学、法律、生活方式……这才是法兰西给世界的礼物。而不是去远东开什么工厂！”

然而里昂的丝绸业主们，想得更现实。

他们敏锐注意到，夏府对“高级纺织技术”的渴求。

夏府本土丝绸虽精美，但在规模化生产、印染技术与花样设计上，仍与里昂有差距。

若能将部分产能转移，利用当地生丝与廉价劳力，同时保持设计与印染的核心在国内……利润可观。

银行业更是如此。

法兰西银行家资本雄厚，且不同于伦敦同行偏重国债，

他们更热衷投资有实体抵押、能产生长期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

夏府规划的铁路、港口、矿山，正合他们胃口。

“风险当然有。”

负责巴黎分行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家族会议上说，

“但回报也可能惊人。

关键是，我们必须抢在不列颠人前面，与夏府建立牢固合作关系。

要是让伦敦银行垄断对夏府的融资，将来我们在远东的影响力就完了。”

拿破仑三世政府的考量，则多了一层地缘政治色彩。

皇帝对“开疆拓土”有兴趣，但在远东直接与夏府冲突不智。

通过经济手段施加影响，同时对冲不列颠的影响力，便成了自然选择。

最终，在文化骄傲与现实利益之间，巴黎选择了折衷。

政府鼓励企业赴华投资，但强调要“传播法兰西文明的光辉”。

具体来说，就是在合同中，尽量加入文化条款：

资助法语学校、派遣文化艺术团体、在特区建法式风格建筑。

商人们无所谓——只要利润够，建几所学校或剧院不算什么。

文化界也感到满意，认为这是“文明使命”的延续。

当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将夏府的政策，置于全球战略的天平上衡量时，

欧陆的其他国家，才从报纸的字缝与商船的私信中，逐渐把握这一政策的全貌与影响。

因其实力与地位，其盘算，也往往聚焦于自身独特的筹码之上，甚至显出几分天真来。

每个国家都在掂量自己手中那点独特的筹码，试图在巨头的缝隙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枚银币。

在维也纳，奥地利的首相府，忧心于普鲁士东方影响力的膨胀。

而商业官员却从指缝间窥见一丝微光：

既然柏林要卖枪炮，维也纳何不兜售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精致的咖啡研磨机？

他们幻想用音乐与香气，叩开东方权势者沙龙的门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