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作者傅水恒。

永昌十七年的春闱放榜之日，京城朱雀大街人声鼎沸。新科进士们身着绿袍，骑马游街，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喝彩。在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中，有一人格外沉静——江南寒门出身的徐文远，年方二十四，殿试二甲第七名。

徐文远记得离乡前，族中长老握着他的手说：“文远啊，咱们徐家三代务农，你是头一个中进士的。进了官场，莫忘根本。”他当时郑重叩首，心中默念林家林明德先生那句“为官者，当于国有益，于民有惠”。

然而徐文远踏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的第一日，便感受到了无形的网。

那日散值后，同科进士、出身河东世家的王崇义邀他至“醉仙楼”小聚。雅间内已有数人，皆是朝中官员子弟。酒过三巡，一位身着锦缎常服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众人纷纷起身行礼，口称“赵侍郎”。

赵侍郎笑容温和，拍着徐文远的肩道：“徐庶常年轻有为，日后必是国之栋梁。我与你座师李阁老是故交，他特意嘱我照应你。”说罢，从袖中取出一枚羊脂玉佩，“小小见面礼，莫要推辞。”

徐文远心中警铃大作。他早闻吏部右侍郎赵汝明是朝中有名的“笑面虎”，与内阁次辅李崇山关系密切，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新晋官员。这玉佩价值不下百两，已抵他全家十年劳作所得。

“下官初入朝堂，无功不受禄。”徐文远躬身推辞。

赵侍郎笑容不变，眼神却深了些：“徐庶常这是不给我面子？”

王崇义在桌下踢了踢徐文远的脚，笑着打圆场：“文远兄这是守礼呢。赵大人莫怪，江南士子最重风骨。”

那晚回到租住的小院，徐文远在灯下久久凝视那枚被强塞入袖的玉佩。月光透过窗棂，在青石地上投下冰冷的影。他想起了家乡的稻田，想起了义学中诵读圣贤书的岁月，更想起了林明德辞官办学时说的那句话：“官场如染缸，入之易，出之难；守心更难。”

二

三个月后，徐文远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同一日，王崇义外放扬州府同知，从五品。

“文远兄莫要灰心。”王崇义临行前夜来辞别，酒意微醺，“翰林虽是清贵，却需熬资历。我此次外放，全赖赵侍郎周旋。你若早些想通，何至于此？”

徐文远为他斟茶：“崇义兄志在何方？”

王崇义凑近低语：“扬州盐课，一年三十万两的盈余。同知分管盐务，三年任满，不说盆满钵满，至少在京中置办一处三进宅院不成问题。”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赵侍郎说了，只要我等忠心办事，日后入阁也不是梦。”

徐文远心中一寒。他想起近日读到的户部奏报：两淮盐税连年递减，盐价却节节攀升，民间已有“斗米斤盐”之怨。

“盐政关乎民生，崇义兄当谨慎。”

王崇义大笑：“文远啊文远，你真是读书读傻了。民生？那是户部该操心的事。我等小官，能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

送走王崇义后，徐文远独坐院中。春夜微凉，他却觉得心头窒闷。同科三十八人，已有半数明里暗里投靠赵侍郎一系。剩余人中，有的闭门读书不问世事，有的四处碰壁后渐生去意。坚持不结党、不受贿的，连同他在内，不过五六人。

更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朝中正悄然形成新的派系。以赵侍郎、李阁老为首，联合户部、工部部分官员，以及与江南盐商、山西票号往来密切的地方大员，结成一张庞大的利益网。他们扶持新科进士，安插亲信，把持漕运、盐铁、边贸等要职，手法比前朝“朱门”更加隐蔽，也更加系统。

一日，徐文远奉命为内阁誊抄西北军饷奏报时，发现蹊跷：兵部请拨八十万两，户部核定六十万两，而实际拨付的凭据上只有四十五万两。那十五万两差额，经手的正是赵侍郎门生、户部郎中刘慎之。

他犹豫再三，还是将此事告知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素有“铁面”之称的周正清。

周学士听罢，沉默良久，才缓缓道：“文远，你可知前朝监察御史林清轩？”

“学生读过林公《治河十策》，钦佩其才。”

“林公当年也如你一般，发现兵部吃空饷、工部虚报款项。”周学士走到窗前，背影萧索，“他连上十三道奏折，证据确凿。结果如何？贪墨者罚俸三月，调任他职；林公却被贬琼州，客死异乡。”

徐文远震惊：“为何？”

“因为那些蛀虫背后，是当时的首辅严崇。”周学士转身，目光如炬，“严党倒台后，朝廷肃贪三年，杀了一批，流放了一批。可你看如今，不过二十年，新的‘严党’又成了气候。只是这次，他们更聪明——不结明显的党，只讲‘同乡’、‘同门’、‘同年’；不直接贪墨，而在工程报价、税银折色、军需采买上做文章；不把持所有要职，却牢牢掌控钱粮命脉。”

老人走近，低声道：“你发现的这十五万两，不过是冰山一角。西北军饷案，涉及七省二十三府，从兵部到地方卫所，层层克扣。你若捅破，便是与半个朝堂为敌。”

“难道就任由他们蛀空国库、苦害边军？”徐文远声音微颤。

周学士凝视他年轻而炽热的眼睛，忽然问：“文远，你可读过《左传》？”

“读过。”

“《昭公二十年》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如今朝堂，听的既不是民，也不是神，而是‘利’。”老学士长叹一声，“我老了，明年便要致仕。你若真想做些什么，需记住三点：其一，保全自身，不轻言牺牲；其二，结交志同道合者，独木难支；其三，时机未到，当隐忍以待。”

三

永昌十八年秋，黄河于开封决口，淹三府十八县，灾民百万。

朝堂之上，一场围绕治河款项的博弈悄然展开。

工部奏请拨银二百万两修筑堤坝，以赵侍郎为首的一派大力支持，并推荐赵侍郎门生、工部员外郎郑怀安总理河工。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延年为首的清流官员则质疑款项过高，要求派员监察。

徐文远此时已升翰林院侍讲，得以参与经筵日讲。一日为皇上讲《尚书·洪范》后，天子忽然问：“徐卿是江南人，可知治水之要？”

徐文远心念电转，跪奏道：“臣家乡常遭水患，故略知一二。治水之要，首在用人。若用贪鄙之徒，纵有千万白银，亦如泥沙入河，不知所终。”

皇上沉默片刻，道：“卿且退下。”

三日后，旨意下：擢徐文远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协理河工监察事宜。满朝哗然。

赵侍郎亲自设宴为徐文远“饯行”。席间，一位徐文远从未见过的富商“恰巧”来访，奉上名帖，自称“开封布商陈友仁”，愿为河工捐棉衣五千件。

“陈掌柜是河南义商，徐御史此去，可多多倚重。”赵侍郎笑容满面。

徐文远心中明镜似的。这“捐棉衣”是投石问路，若他收了，接下来便是“捐银两”、“捐建材”，最后所有款项都通过这些“义商”之手流转，其中猫腻，可想而知。

他起身作揖：“下官职责在监察，不便与商贾往来过密。陈掌柜美意，可向工部申报。”

赵侍郎笑容淡了淡，不再多言。

赴任前夜，徐文远收到一封无落款的信，只有八个字：“开封水深，慎行慎言。”字迹苍劲，似是周学士手笔。

四

开封府的情形比徐文远想象的更糟。

洪水虽退，疮痍满目。灾民聚集城外，每日施粥仅够维持不死。而所谓的“治河工程”，只见数百民夫在残堤上零零星星搬运土石，监工的小吏躲在棚下喝茶。

徐文远微服查访三日，发现三大问题：其一，朝廷拨付的首批五十万两白银，地方仅拿出十万两购料雇工；其二，工部规定的“以工代赈”并未实行，灾民依旧挨饿；其三，所需石料、木材，皆由“陈氏商行”独家供应，价格高出市价三成。

更令他心惊的是，开封知府、河道衙门乃至河南布政使司的官员，对这些问题视若无睹。当他质问河道总督郑怀安时，这位赵侍郎的门生笑答：“徐御史有所不知，灾后物料紧缺，涨价是常情。至于款项，层层拨付需时嘛。”

当夜，徐文远在临时住所整理证据，忽闻窗外异响。他吹熄油灯，从门缝窥视，见两个黑影翻墙而入，直扑书房。

千钧一发之际，隔壁院中传来老仆的咳嗽声，黑影顿住，迅速退去。

徐文远背靠墙壁，冷汗湿透中衣。他明白，这不仅是警告，更是赤裸裸的威胁：在开封，他孤立无援。

次日，他改变策略，不再直接查问款项，而是深入灾民中。在城西破庙，他遇见一位老石匠，姓孙，原是黄河堤坝的修造匠人。

“大人，这堤没法修好啊！”孙石匠老泪纵横，“官府买的石头，都是南山采石场的下脚料，一凿就碎。用的土也不对，该是黏土，他们运来的全是沙土。这样的堤，修十次垮十次！”

“为何不用好料？”

“好料？”孙石匠压低声音，“好料都被陈掌柜运去建别院了！就在城北三十里，黄河边的‘观澜山庄’，占地百亩，用的全是上等的青石和楠木！知府大人、河道总督，都是那里的常客！”

徐文远豁然开朗。原来如此——以治河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借灾荒之机，强征民夫修建私宅园林。

他暗中走访，发现类似情况不止一处：陈氏商行垄断了所有官办工程，其背后股东名单上，赫然有开封知府、河南按察使乃至京中多位官员的名字。而这一切的总枢纽，正是那位“乐善好施”的陈友仁掌柜。

五

徐文远开始秘密收集证据。他联络了两位同样不满现状的年轻官员：开封府推官张文谦，河南按察使司照磨李焕。三人约定，分头搜集账目、证言、物证，待时机成熟，联名上奏。

然而，就在证据即将收齐时，张文谦突然暴病而亡。官府结论是“染疫”，可徐文远记得，三日前张文谦还精神奕奕地说已拿到知府与陈氏往来的密账。

李焕慌了：“徐兄，下一个就是你我了。不如暂避锋芒？”

徐文远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想起离京前皇上的那句问话，想起周学士的叮嘱，想起家乡父老的期盼。他缓缓道：“李兄，你可记得林明德先生的故事？”

“那位辞官办学的林公？”

“林公当年眼见朝政日非，选择辞官归隐，教化乡里。那是他的路。”徐文远转身，目光坚定，“而我等既在官位，食君之禄，当担君之忧。此时退缩，何以面对天下百姓？”

李焕沉默良久，重重点头：“愿随徐兄。”

二人改变策略，不再直接针对陈氏商行和本地官员，而是将矛头指向工部制定的“治河章程”本身。徐文远上奏，指出章程中存在三大漏洞：其一，物料采购未设上限，易生虚报；其二，款项拨付过于集中，缺乏分段监察；其三，灾民安置与工程脱节，违背“以工代赈”初衷。

这份奏折巧妙避开了具体的人和事，只谈制度缺陷，却字字击中要害。更重要的是，徐文远在奏折末尾提出了详细的修订建议，包括设立三方监察、分段拨付银两、公开物料价格等。

奏折通过特殊渠道直送御前，绕开了可能被拦截的常规途径。

一个月后，圣旨到开封：暂停现行治河章程，改由都察院、户部、工部各派一员，组成河工监察使团，重新核定款项、监督工程。徐文远任副使。

赵侍郎一系措手不及。他们可以打压一个御史，却难以对抗制度性的变革。更令他们不安的是，皇上此举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对河工贪腐已有觉察。

郑怀安被急调回京“述职”，实则闲置。陈氏商行的垄断被打破，物料采购改为公开招标。灾民开始被组织起来参与修筑，每日可得工钱粮米，民心稍定。

六

然而，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回京途中，徐文远收到王崇义的密信。这位昔日同科已升扬州知府，信中却无半分得意：

“文远兄：见字如晤。扬州盐政，触目惊心。弟初来时，欲整顿积弊，方知盐商背后，盘根错节。京中赵侍郎、李阁老，地方总督、巡抚，乃至宫中太监，皆有干股。弟若强为，恐步张文谦后尘；若同流，良心何安？每夜对月，汗湿重衣。望兄在京，珍重万千。”

徐文远握信长叹。王崇义的困境，何尝不是整个官场的缩影？新生的利益集团已渗透到朝廷的毛细血管，清官难做，贪官横行，中间者如履薄冰。

返京次日，皇上召见于养心殿。

永昌皇帝已年过五旬，鬓角斑白，但目光依然锐利。他让徐文远详细禀报开封见闻，听后久久不语。

“徐卿，”皇帝终于开口，声音疲惫，“你以为，为何贪腐屡禁不绝？”

徐文远跪答：“臣以为有三：其一，惩处不严，贪百万与贪一万，往往同罪；其二，监察不力，官官相护，百姓无门；其三，俸禄过低，廉洁者难以养家，遂生侥幸之心。”

“周正清致仕前，向朕举荐你，说你‘有林明德之志，兼林清轩之胆’。”皇帝起身，走到御案前，取出一卷文书，“这是近三年，都察院收到的弹劾奏章，涉及五品以上官员者，共一百七十三件。朕命人暗查，属实者九十一件，其中七十八件不了了之。”

徐文远震惊抬头。

“不是朕不想办，”皇帝将文书掷于案上，发出沉闷响声，“而是不能办。九十一人中，三十八人与赵汝明有关，二十七人与李崇山有牵连，余者亦各有倚仗。若一并处置，六部瘫痪，朝政停摆。”

他走近徐文远，低声道：“你可知，先帝晚年，严党势大，为何迟迟不动？”

“臣不知。”

“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皇帝目光深远，“直到严崇病重，其党羽内斗，先帝才趁机发难，一举铲除。如今赵、李之党，比当年严党更隐晦，也更难对付。他们在朝中有清誉，在地方有政绩，贪墨手段高明，罪证难寻。”

徐文远忽然明白了一切：皇上擢他为御史，派他查河工，都是在布局。不是不想动，而是在等待时机，积累力量，培养新人。

“朕需要一把剑，”皇帝直视他的眼睛，“一把懂得何时出鞘、何时归隐的剑。徐文远，你可愿做这把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