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2月22日，伦敦，唐宁街10号。

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以及刚从远东召回的西摩尔中将，围坐在橡木长桌旁。桌上摊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京城、天JIN被红笔圈住，一条虚线从天津延伸到山西娘子关。

“停战协议三月十五日到期。”贝尔福的手指敲了敲地图上的日期标注，“清廷那边有动静吗？”

西摩尔摇头，脸上的伤疤在炉火光里显得更深：“李鸿章在西安称病不出。他们的太后和皇帝……据我们的人说，他们整天拜佛，底下的大臣吵成一团。主战派以刚毅、载漪为首，要求朝廷打回去；主和派觉得能拖就拖。”

“拖？”兰斯多恩冷笑，“他们拿什么拖？天JIN到山海关的铁路在我们手里，直隶的税关由我们的人管着。每拖一个月，我们就能从海关、盐税里多抽走三十万两银子。”

贝尔福看向西摩尔：“军队状况如何？”

“不好。”西摩尔实话实说，“去年在山西损失太大，士兵厌战情绪严重。现在驻天津、北京的联军总计四万八千人，其中德军占一半，但柏林那边……”他顿了顿，“他们上个月在国会说，‘德意志的鲜血不应无止境地流在东亚的泥土里’。他们想撤。”

“法国呢？”

“更糟。巴黎的报纸天天登‘为什么我们的儿子要死在遥远的中国？’，内阁压力很大。俄国人……他们心思根本不在华北，全盯着远东的大夏。”

会议室沉默片刻。

“所以，”贝尔福缓缓说，“我们不能让停战就这么延续下去。必须逼清廷签一个正式条约——一个能让国会和民众看到‘胜利成果’的条约。”

兰斯多恩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草案：“《京城最终和约》草案。要点：一、赔款总额提高到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二、京城至山海关铁路由联军永久驻军保护；三、拆毁大沽炮台及京津沿线所有防御工事；四、清廷必须严惩‘拳匪’首脑(抗洋队头目)，并在全国张贴道歉谕旨；五、开放长江沿岸十个新通商口岸。”

西摩尔倒吸一口凉气：“这条件……清廷不可能接受。”

“所以需要一点压力。”贝尔福眼神锐利，“三月十五日一过，如果清廷不签字，联军就恢复军事行动——目标不再是山西，而是直扑保定，切断西安与北方的联系。同时，海军封锁长江口。”

“但大夏……”西摩尔忍不住提醒。

“这正是关键。”兰斯多恩接话，“我们得到情报，洪天佑的精力被两件事牵制：一是他刚出生的孙子，庆典搞了一个月；二是他们在南洋正加紧消化荷属东印度，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投入了大量行政资源和军队。这是个窗口期。”

贝尔福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们需要德国和法国的配合。兰斯多恩，你亲自去一趟柏林和巴黎。告诉毕洛夫和卢贝，如果他们在东亚问题上与我们步调一致，英国可以在摩洛哥、奥斯曼债务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俄国……”他转身，“可以暗示他们，如果合作，英国不反对他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西摩尔问：“那大夏如果直接干涉呢？”

贝尔福沉默了几秒。

“所以动作要快。以雷霆之势逼迫清廷签字，等条约既成事实，大夏再想插手就难了。他们总不能公开撕毁一份‘国际公认’的和约。”他顿了顿，“另外，让印度舰队派一支分舰队去新加坡海域巡航。不必进入大夏宣称的领海，就在外面转。给他们一点牵制。”

1903年2月28日，神都，皇宫安全处地下通讯中心

电报机的嘀嗒声在石头房间里密集作响。黄三站在中央，手里捏着三张刚译出的电文，眉头紧锁。

第一张来自潜伏在伦敦的“夜莺”：“贝尔福内阁22日密会，决议推动对清强硬条约。兰斯多恩已秘密启程往柏林、巴黎。英印舰队有异动。”

第二张来自天JIN的“铁匠”：“联军各部近日补给量突增，弹药、野战口粮大量运抵仓库。德军工兵在检修天JIN至保定道路。法军军官频繁侦察白洋淀水域。”

第三张来自西安的“账房”：“清廷内部主战派声量增高，但无实际备战举措。李鸿章病情似真似假，拒见外使。太后近日密召陕甘总督升允入宫，时长两时辰，内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