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舍不得用。”车间主任老杨搓着手，“用一次磨损一次，维修太贵了。”

李平安走到那台机器前，掀开塑料布。冰冷的钢铁泛着幽蓝的光，控制面板上密密麻麻的德文按键，像一道天书。

“从今天开始，天天用。”他说，“用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拆。拆开了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咱们造不出来。”

老杨张大了嘴。

“苏联专家下个月到，你配合他们。”李平安看向那些国产仿制机，“用进口机养国产机，用拆解学设计。三年，我要看到咱们自己的五轴机床。”

第三站，最艰难。

龙岗工业园的芯片实验室，还在起步阶段。实验室是临时改建的，设备大多是二手货，甚至有些是自己组装的。十几个年轻人穿着白大褂，在超净工作台前忙碌，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试剂的味道。

负责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博士，姓赵，清华微电子专业毕业，放弃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offer回国。

“李总，咱们现在只能做最简单的逻辑芯片，制程3微米。”赵博士递过来一枚小小的黑色方块，“国际先进水平已经是0.8微米了，差了好几代。”

李平安接过那枚芯片，对着光看。小小的硅片上，电路图案像一幅微缩的城市地图。

“能做出来，就是胜利。”他说，“制程慢慢追，先从设计能力做起。咱们的DVD解码芯片，能不能自己设计？”

“能，但性能……”

“性能差一点没关系，先解决有没有。”李平安把芯片还给他，“光刻机那边，张维在攻关。你们要紧密配合，设计要适应咱们自己能造的设备水平。”

赵博士重重点头。

走出实验室时，李平安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年轻人在荧光灯下埋头工作的身影，让他想起了1942年那个在荒原上独自前行的少年。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没人走，就永远没有路。

九月初，苏联专家团队抵达深圳。

十七个人，平均年龄五十五岁，带着大大小小三十多个箱子的资料和设备。领头的是瓦连京·伊万诺夫院士，六十七岁，白发苍苍，腰板却挺得笔直。

李平安亲自去机场接机。

“伊万诺夫先生，欢迎来到中国。”他用俄语说，虽然生硬，但足够清晰。

老院士握住他的手，眼睛里有种复杂的光芒：“李先生，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些图纸……在莫斯科的仓库里发霉，不如在这里变成机器。”

第二天，在高端装备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上，李平安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复制谁，追赶谁。我们要做的，是在别人画好的赛道之外，走出自己的路。这条路可能很陡，很难走，可能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土地上。”

掌声中，伊万诺夫院士走上台。

他通过翻译说：“在苏联，我曾参与设计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控系统。后来，那些设计变成了档案室里的灰尘。今天，我很高兴，它们有机会在另一片土地上重生。”

两个老人握手。

一个来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个来自刚刚解体的红色帝国。

他们的手都布满老茧，都有岁月的痕迹，都在各自的国家经历过辉煌与失落。

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

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顶尖的机床。

战略调整带来的阵痛，很快显现。

第三季度财报出炉，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四十，净利润下降百分之十八。股东会议上，有几个小股东坐不住了。

“李总，这么烧钱，什么时候是个头？”

“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这些都是国家该做的事，咱们一个民营企业，何必扛这个大梁？”

李平安坐在主位，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才缓缓开口。

“各位还记得，咱们的第一台万象面包车下线时，用的什么发动机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

“日本三菱的，二手的。”李平安说，“那时候咱们买不起新的，只能买别人淘汰的。拆了装，装了拆，一点点仿，一点点改。用了五年时间，才造出自己的发动机。”

他顿了顿。

“现在，咱们的汽车能用国产发动机了，虽然性能还差一点，但不会被卡脖子了。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不做，十年后，咱们还得求着别人卖，看别人脸色。”

他看向那些股东。

“如果各位觉得风险太大，可以退股。我按市价一点二倍收购，绝不还价。”

没人说话。

最后，一个老股东叹了口气：“李总，我们不是不支持。是怕……怕您太累了。”

李平安笑了：“累什么？我今年六十二，身体比四十岁的人还好。再干二十年没问题。”

夜深了。

李平安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的是伊万诺夫团队带来的数控系统原理图。俄文标注密密麻麻，他看不懂，但那些结构图、电路图，他能看出门道。

林雪晴端着一碗银耳羹进来，轻轻放在桌上。

“还不睡？”

“再看会儿。”李平安揉了揉眉心，“这些东西，早二十年看到就好了。”

“现在也不晚。”林雪晴在他身边坐下，“你知道吗，今天我去基金会，有个老兵跟我说，他孙子在南山研发中心工作，做芯片设计。小伙子说，他们那组人，已经三个月没休过周末了。”

李平安的手顿了顿。

“为什么？”

“小伙子说，李总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这些事奔波，他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拼？”

林雪晴轻声说，“平安，你点燃的，不止是技术研发的火。是一代人的志气。”

李平安沉默了。

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深圳的灯光把天空映成暗红色。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就在此刻，正有年轻人在实验室里调试设备，在电脑前敲击代码，在机床前测量精度。

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富翁。

他们设计的芯片，可能永远追不上英特尔。

他们造的光刻机，可能十年后就被淘汰。

但他们还在做。

因为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有些路，总得有人走。

1993年的最后一天，李平安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数控机床中心，第一台完全自主设计的数控系统，调试成功了。

虽然只是最简单的两轴系统，虽然精度还达不到进口产品的一半，虽然稳定性还有待考验——

但它是中国人的。

从电路设计到控制算法，从硬件选型到软件编程，每一个环节，都是自己的。

李平安站在车间里，看着那台配备了新系统的机床，在技术员的操纵下，缓缓切削出一枚小小的齿轮。铁屑飞舞，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齿轮完成了。

粗糙，不完美，甚至有几个齿的尺寸还有偏差。

但它是这台机床，用这套系统，加工出来的第一个零件。

李平安接过那枚齿轮，沉甸甸的，还带着切削后的余温。他把齿轮握在手心，金属的棱角硌着掌纹，有种真实的痛感。

“继续。”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不要停。”

走出车间时，深圳的夜空正绽放着迎接新年的烟花。绚烂，短暂，却拼命照亮黑暗。

李平安抬起头，看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光芒。

他想起了后山那座坟。

爹，娘。

儿子在做的这件事，您二老可能听不懂。

但儿子知道，这是能让咱们的子孙后代，不用再挨饿，不用再求人，不用再看着别人的脸色活着的——

唯一的路。

这条路很长。

但他会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