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的冬天，陕北旱得邪乎。

从九月到腊月，一滴雨没下。土地裂开巴掌宽的口子，像一张张干渴的嘴。往年这时节，河里该结薄冰了，可今年，延河断流了三十多里，河床裸露着灰白的卵石，像大地的尸骨。

旱灾最直接的后果，是流民。

起先是零星几个，从南边的州县逃过来。他们衣衫褴褛，拄着木棍，眼睛深陷，看见北山方向有炊烟，就踉踉跄跄往这边走。

侯七的斥候队最早发现。腊月初十，他在南边山口一天拦下了十七个流民。问话时，有个老汉跪在地上哭：“官爷，给口吃的吧……村里树皮都扒光了，观音土吃死了十几个……”

侯七把自己带的干粮分了一半，回来汇报时，声音发沉：“司正，南边……怕是撑不住了。”

李根柱下令在山口设卡，每日施粥。粥很稀，一把米熬一大锅，但总比饿死强。

可流民越来越多。

腊月十五，山口一天来了八十多人。腊月二十，这个数字变成两百。到腊月二十五，已经堵不住了——流民不再走山路，他们翻山越岭，从各个方向涌进北山。

鹰嘴崖、黄草岭、黑风岭……每处义军控制区外，都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不闹，不抢，就坐在那里，眼巴巴看着寨墙，看着炊烟。

“司正，不能再收了！”腊月二十八的军议堂会议上，贺黑虎第一个拍桌子，“咱们自己人都快断粮了，哪还有余粮喂外人！”

翻山鹞拨着佛珠，慢条斯理：“贺首领说得对。按现在这势头，开春前至少再来三五千人。咱们那点存粮，全拿出来也不够吃十天。”

王五递上一份更详细的报告：“据探子说，延安府周边六县，今秋颗粒无收。官府粮仓虽满，但一粒不放。流民起初在府城外聚集，被官兵驱赶，死了上百人，剩下的……全往咱们这边来了。”

孙寡妇咬着嘴唇：“可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

“那咱们的人饿死？”贺黑虎瞪眼，“孙营正，我知道你心善。可你算算账——现在咱们一万多人，每日耗粮就得五十石。再来五千人，每日多耗二十五石。咱们还剩多少粮？两千七百石！能撑几天？”

账算得残酷，但真实。

所有人都看向李根柱。

他沉默了很久，问陈元：“若将口粮减至每日三两，能多撑多久？”

陈元拨了半天算盘：“可……可撑到二月末。但三两粮，只够吊命，干不了活。而且老人孩子……”

“老人孩子照旧六两。”李根柱说，“青壮减至三两，孕妇四两。”

“那流民呢？”孙寡妇问。

“流民……”李根柱顿了顿，“也施粥，但更稀——每日一碗，吊着命就行。”

贺黑虎还要争，被李根柱抬手止住。

“我知道难。”他看着众人，“可要是咱们关上寨门，眼睁睁看着几千人饿死在门外——咱们和那些狗官，有什么区别？”

没人说话。

“粮不够，就想办法。”李根柱站起来，“组织人手进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工匠营加紧制作捕兽夹、渔网。另外……派人去南边，找那些还没逃荒的村子，用盐、铁器换粮。”

命令传下去，整个北山动了起来。

可旱情比想象的更严重。

山里野菜早被挖光了，野果更是稀罕。打猎？人都没吃的，野兽早跑光了。换粮？南边哪还有余粮可换——有粮的早被官府征走了，没粮的已经成了流民。

腊月三十，除夕。

这个本该喜庆的日子，北山却笼罩在愁云里。

李根柱去山口施粥棚查看。粥棚外排着长龙，一眼望不到头。流民们捧着破碗，眼巴巴盯着那口大锅。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可没人抱怨——有口热乎的，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