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节过后，那几句老妇人随口哼唱的“星火营，救命人”，像春风里的草籽，悄无声息地撒遍了北山。

最先传开的是在张家集。节后第二天，任老倔蹲在桥头晒太阳，听见几个洗衣的妇人边捶打衣裳边哼：“星火营，救命人，减租减税修桥墩……”调子还是那个苍凉的山歌调，词却新鲜。老汉眯眼听着，没说话，只是嘴角微微扬起。

三天后，这调子传到了李家庄的田间。春妮领着孩子们下田拾麦穗，有个叫穗穗的小女孩忽然奶声奶气地唱起来：“从前过节如过关，今朝篝火暖人心……”春妮一愣：“穗穗，跟谁学的？”小女孩歪头：“俺娘夜里哄弟弟睡，就这么哼。”

春妮心里一动。傍晚下工，她特意绕到村里几个常聚的老槐树下，果然听见几个纳鞋底的老太太在低声合唱，词又多了一段：“女子也能进学堂，识字明理不让人……”

“大娘，这歌谁编的？”春妮问。

一个缺牙的老太太笑：“瞎编呗！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唱出来了。”

民谣这东西，就像野草，一旦扎下根，就自己疯长。到八月二十，黄草岭的猎户上山打猎，对着山谷吼的已是：“北山法，石头刻，租不过三永不改！”回声在山间荡来荡去，惊起一群飞鸟。

最有趣的是在集市上。清涧县逢五逢十的大集，如今成了民谣“交流场”。张家集的货郎哼一段，李家庄的农夫接一段，黄草岭的猎户再添一段。词越攒越多，调子却渐渐统一——用的是陕北最流行的《揽工调》，悲凉里透着韧劲。

八月底，这民谣终于传到了该听到的人耳朵里。

第一个警觉的是张半县。他在自家书房算账时，听见院外长工一边扫院子一边哼：“乡绅老爷也出力，修桥碑上留个名……”张半县笔一顿，苦笑摇头。他既觉得这词把自己抬得太高，又隐隐有些得意——这辈子，名字第一次被人编进歌里唱。

第二个察觉的是冯友德。九月初民事司下乡巡查，路过榆树沟，听见几个放羊娃在坡上唱：“民事司，账目清，不贪不占为百姓……”调子跑得没边，但词一句没错。冯友德驻足听了半晌，对随行的徐渭感慨：“百姓心里有杆秤啊。”

但民谣传到该听不到的人耳朵里时，事情就变了味。

九月中的一天，延安府衙门的师爷徐某人，奉命去清涧县“探听匪情”。他扮成收山货的客商，在集市上转悠，听见的却不是他想听的“民怨沸腾”，而是满耳朵的“星火营，救命人”。

徐师爷心里咯噔一下。他拉住一个卖枣的老汉：“老哥，这歌……谁教唱的？”

老汉警惕地看他一眼：“自个儿编的！咋了，唱歌犯法？”

“不犯法，不犯法。”徐师爷堆笑，“就是听着新鲜。那星火营……真这么好？”

老汉来了劲：“好不好？俺家租子从五成减到三成，孙子免费进学堂，村口桥断了八年，一个月修好——你说好不好？”

徐师爷越听心越沉。回去后，他不敢隐瞒，把所见所闻连同默写下的几段民谣，一并报给了延安知府张大人。

张知府看着纸上那些粗鄙却扎心的词句，脸黑得像锅底。他想起杨巡抚的密令：“北山贼寇，重在收心。”如今看来，这心收得比官府还牢。

九月二十，这份带着民谣抄录的密报，摆在了陕西巡抚杨鹤的案头。

杨鹤，字修龄，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当过御史，巡过边，自诩知兵。他看着纸上“星火营，救命人”那六个字，沉默了很久。

幕僚小心翼翼：“抚台，不过几句俚歌，不必过虑……”

“你懂什么！”杨鹤猛地拍案，“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都是这么几句俚歌开始的！民心一旦被唱顺了口，刀兵就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