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西安，陕西巡抚衙门。

杨鹤把那份带着民谣抄录的密报狠狠摔在楠木案上，震得茶盏一跳。他盯着堂下噤若寒蝉的延安知府、榆林兵备道、庆阳知州，声音冷得像腊月冰棱：

“星火营，救命人——好，好得很！诸公治下，竟让这等逆歌传唱三府！是耳朵聋了，还是心瞎了？”

延安知府张大人额头冒汗：“抚台息怒，不过几句俚语……”

“俚语？”杨鹤抓起那张纸，“减租减税修桥墩——这是俚语？这是檄文！租税乃朝廷根本，桥墩是官府工程，如今全成了贼寇收买人心的本钱！诸公，你们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冬瓜？”

榆林兵备道姓曹，是个粗人，嘟囔道：“抚台，北山贼寇不过占了几座荒山，拢共万把人，何必大动干戈……”

“你懂个屁！”杨鹤气得胡子直抖，“万把人？李自成起事时，不过几百人！张献忠流窜时，不过千人！如今北山贼寇，立规矩、兴学堂、编民谣——他们不是要抢粮，是要翻天！”

他走到悬挂的陕西北部舆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北山”位置：“此地扼三府交界，山险林密。贼寇在此经营近一年，减租减税，收尽民心；修桥铺路，深根固本。若今冬不除，来年春荒，流民必蜂拥投靠，届时聚众数万，据险称王——诸公，谁去剿？谁能剿？”

堂内死寂。几个地方官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杨鹤平复了一下呼吸，坐回主位：“本抚已上奏朝廷，请调三府兵力合围。今日召诸位来，就是定下方略。”

他示意幕僚展开一份刚拟好的《进剿方略》：

“一、兵力：延安卫调两千，榆林卫调一千五，庆阳卫调一千，另募乡勇三千，合计八千。”

“二、四路进剿：东路，延安卫参将杨国柱领两千兵，自清涧入；西路，榆林卫游击贺人龙领一千五百兵，自安定入；南路，庆阳卫守备张应昌领一千兵，自延川入；北路，募乡勇三千，由三府各派佐贰官统领，自黄陵入。”

“三、限令：十月初十前，各部集结完毕；十月十五，同时进兵；腊月前，务必扫穴犁庭，擒斩贼首李根柱以下头目。”

念罢，杨鹤环视众人：“可有异议？”

曹兵备道迟疑道：“抚台，八千对一万，兵力是否单薄？贼寇据险而守，恐难速克……”

“所以要用巧劲。”杨鹤眼中闪过寒光，“北路乡勇，多为本地人，可先散布消息：凡投降者，既往不咎；擒献头目者，重赏。贼寇内部，必有动摇。”

张知府小心问：“那……招安之策？”

“剿抚并用。”杨鹤淡淡道，“大军压境，先破其胆；再遣使招安，许以官职。若降，分而化之；若不降，四路合击，一举荡平。”

他顿了顿，补充道：“告诉各军主将，此战不同以往。北山贼寇颇得民心，行军途中，严禁扰民，违者斩！咱们要打的，是‘吊民伐罪’的旗号。”

众官领命而去。杨鹤独坐堂中，又拿起那份密报，看着“星火营，救命人”六个字，久久不语。

幕僚轻声问：“抚台，可是还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