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倪妮几乎足不出户，连经纪人都被她按在电话里推掉所有通告。这间书房，是倪坤生前最常待的地方——书架顶着天花板，老唱机搁在角落，窗台边还摊着半本翻旧的《牡丹亭》。

可如今，书不翻了，曲不唱了，连窗外鸟叫都听不见。倪妮只蜷在那张磨得发亮的藤编靠椅里，闭着眼，指尖摩挲椅背一道浅浅的刻痕——那是她十二岁那年，父亲用小刀替她刻下的名字缩写。

“大小姐？”门外再叩，声音略高。

“三叔，进来吧，门没锁。”里头传来的声音哑而平，像蒙了层灰的玻璃。

三叔拧开门把。屋内昏暗得近乎凝固——窗帘严丝合缝拉死，唯余三支白烛在书桌角幽幽燃着，光晕晃动，把倪妮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

“夫人亲手做的饭，还有参茶。”三叔托着乌木托盘走近，青花瓷碗盖掀开，热气裹着浓香扑面而来：溏心烧鸭、清蒸石斑、一碗雪耳莲子羹，连筷子都温润如玉。

倪妮鼻尖微颤，肚子跟着咕噜一响。三叔眼尖，忙道：“大小姐，您一整天没沾米粒了，再熬下去，身子扛不住。”

她这才低头看自己空瘪的小腹，默默接过银叉，小口咬下鸭腿肉。吃得急却不狼狈，手腕稳，唇角不沾油星，连咽下汤汁时都垂着眼睫，像一尊被悲伤浸透却仍端得住仪态的瓷像。

“三叔，桌上那叠文件，你挑要紧的先办；剩下的，等永孝回来，让他过目定夺——这事，他比我拿得准。”她咽下最后一口鱼肉，目光扫过堆在红木边柜上的几摞纸。

倪家子女众多，但“弟弟”二字出口，谁都明白指的是谁——倪永孝正乘夜班轮渡赶回香江。推他接掌大局，既是三叔力荐，更是全家默许。

更何况，倪坤临终前留下的铁律就一条：他走后，所有子女必须全员到场。换言之，无论愿与不愿，倪永孝这一趟，注定避无可避。

倪永孝没回来前，倪家这副担子总得有人扛着——不能断了脊梁，更不能塌了门庭。这些日子，全压在倪妮肩上。她盯着桌上摊开的账本和几份未签的合同，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低声叹了一句：“真盼着他快些落地啊。”

这话里不单是惦记那个阔别多年的弟弟，更是盼着能把手里这团乱麻甩出去。她清楚得很：自己不过是个朝九晚五、打卡领薪的普通人，银行职员的履历干净得能照见人影，哪懂黑道上的弯弯绕绕、明枪暗箭？

眼下她只挑些边缘活儿干——稳住几家供货商、应付几通催款电话、拖住几个蠢蠢欲动的外围小头目……勉强吊着一口气，不让倪家这艘船当场搁浅。可再拖两天，若还是没人拍板拿主意，怕是连码头都要被撬走三分。

“嘟嘟嘟……”

话音未落，三叔裤兜里的老式翻盖机就震了起来。他歉意地朝倪妮颔首，掏出手机，转身踱到窗边接起。

“喂？哪位？”

听筒那头传来一道沉稳的男声：“三叔，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