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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日上午9:00”

国徽高悬，肃穆庄严。

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却又静得出奇。旁听席前三排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媒体代表，后面则是政法系统内部观察员、特邀人士及案件相关人员。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被告席上那个银发男人身上。

吕云凡穿着简单的深灰色衬衫，袖口整齐地挽至小臂，露出线条流畅的手腕。他的坐姿笔直但放松，双手自然交叠置于桌面，深灰色眼眸平静地注视着审判席，眼神中没有慌乱，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好奇——那是一种纯粹的、近乎绝对的平静，像深不见底的古井。

九点整，审判长吴正清敲响法槌。

这位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年近六旬，两鬓微霜，面容严肃，眼神锐利如鹰。他身旁两位审判员同样神情肃穆，整个合议庭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吕云凡到庭。”

吕云凡站起身，向审判席微微颔首，动作干脆利落。法警核对身份信息后，审判程序正式开始。

公诉人率先起立宣读起诉书，声音洪亮而充满力量。指控的罪名、情节、社会危害性被一一强调，每一句话都像重锤，试图将被告钉死在罪恶的耻辱柱上。旁听席上，刚从机场赶来、眼圈红肿的陈巧兰死死咬着嘴唇，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宣读完毕，审判长看向吕云凡：“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什么要陈述的？”

吕云凡缓缓起身。

整个法庭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他开口时声音不大，却清晰稳定地传遍每个角落：

“我完全否认所有指控。我没有杀害陈光明。案发当晚，我在华尔道夫酒店房间，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本案所有证据均系伪造，证人证言虚假。我请求法庭：第一，传唤关键证人方闫宇到庭，接受交叉质询；第二，调取本案所有电子证据的原始数据及完整保管链条记录，交由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第三，提请法庭注意，本案与黄新雨非正常死亡案存在直接关联，建议并案审查。”

三句话，三个清晰到极点的诉求。

没有解释，没有煽情，没有任何多余词汇。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般精准，直指案件最脆弱的环节——证人的可靠性、证据的真实性、案情的关联性。

旁听席轻微骚动。公诉人皱起眉头，显然没料到被告的陈述如此简短而强硬。

陈巧兰怔住了。这个“杀父凶手”的冷静、清晰、毫不拖泥带水，与她想象中的疯狂或狡诈完全不同。那种绝对的控制感，让她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寒意。

审判长吴正清深深看了吕云凡一眼，然后转向公诉人：“请公诉人出示证据。”

“法庭调查·风暴骤起”

公诉方首先出示的，是那组模糊的监控画面。

大屏幕上，深夜的庭院长廊，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背影快步走过。公诉人强调：“这是从陈氏老宅安保系统中提取的，时间为案发当晚凌晨1点52分。经技术鉴定，该背影的身高、体型、步态特征与被告人吕云凡高度吻合。”

辩护席上，张宏远律师举起了手。

“审判长，辩护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均提出异议。”

吴正清点头：“辩护人请陈述。”

张宏远站起身，他没有看公诉人，而是面向合议庭：“第一，该视频来源不明。公诉方仅说明‘从安保系统提取’，但未提供完整的证据保管链条记录——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取？原始存储介质是什么？提取过程是否有见证人？这些基本要素缺失，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疑。”

“第二，”他推了推眼镜，“该视频画面质量极差，仅能辨认出模糊背影。所谓的‘技术鉴定’，鉴定机构资质如何？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鉴定结论的置信度是多少？公诉方提供的鉴定报告过于简略，关键参数缺失，辩护人无法认可其证明力。”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张宏远的声音提高了一些，“辩护人已依法向法庭提交申请，要求调取该监控系统的原始数据及完整日志记录。如果法庭准许，我们将聘请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对该视频是否经过后期处理、时间戳是否被篡改、画面内容是否真实连贯，进行全面的、可验证的技术鉴定。”

公诉人立刻反驳：“辩护人是在毫无根据地质疑侦查机关依法提取的证据！技术鉴定由具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程序合法……”

“审判长，”张宏远直接打断，语气依然平静但充满力量，“证据必须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尤其是可能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关键证据。如果公诉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有信心，为什么不敢接受更高级别、更透明公开的重新鉴定？”

审判庭内一片寂静。

吴正清与两位审判员低声交换意见后，宣布：“合议庭认为，辩护人的异议具有合理性。本庭决定：一、公诉方需在24小时内补全该视频证据的完整保管链条记录；二、准许辩护人关于重新鉴定的申请，具体鉴定机构由合议庭从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名录中指定。”

第一回合，辩护方得分。

公诉人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接下来是通讯记录证据。

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基站定位分析报告，显示案发前三天的某个时段，有一个从吕云凡手机号拨出的电话，信号定位在浦东，而接听方是陈光明的私人手机。同时还有一份所谓“通话内容摘要”，声称吕云凡在电话中威胁陈光明。

张宏远的质证更加犀利。

“审判长，这份证据存在严重瑕疵，甚至可能涉及伪造。”

他当庭出示了两份文件：“第一份，是中国移动公司出具的、经过公证的吕云凡手机号码完整通话记录及基站切换日志。记录显示，在公诉方指控的时间段内，吕云凡的手机信号始终稳定在浦东华尔道夫酒店基站覆盖范围，没有任何向陈氏老宅方向切换或漫游的记录。”

“第二份，”张宏远举起另一页纸，“是辩护人依法向法庭申请调取的、电信运营商后台原始数据查询结果。结果显示，公诉方提供的所谓‘基站定位数据’，并非来自运营商官方系统，而是来自一套私营安保公司的信号监测设备，该设备的所有者——正是陈景明名下的科技公司！”

旁听席哗然！

陈巧兰猛地转头，看向坐在家属席上的三哥陈景明。陈景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扶手。

张宏远继续进攻：“这意味着，公诉方指控的关键通讯证据，其数据来源并非权威、中立的电信运营商，而是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陈景明私人公司。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未被篡改性，都存在巨大疑问！辩护人严重质疑，这份证据是否系人为伪造，用以构陷被告人！”

“反对！”公诉人霍然站起，“辩护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恶意揣测……”

“审判长，”张宏远不卑不亢，“辩护人并非揣测，而是基于事实提出的合理怀疑。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据必须来源合法、真实可靠。一份来自利害关系人私人设备的数据，其证明力本身就应该受到最严格的审查。辩护人请求法庭：彻底排除该份证据，并对数据伪造的可能性展开调查。”

吴正清的眉头紧紧皱起。他再次与审判员商议，然后宣布：“合议庭认为，该通讯证据的数据来源确实存在重大疑问。本庭决定：暂不采纳该份证据，待数据来源及真实性调查清楚后，再行评议。”

第二回合，辩护方再得一分。

公诉方明显慌了阵脚。他们原本以为铁证如山的证据链，在张宏远专业而猛烈的质证下，竟然开始摇摇欲坠。

最关键的一环来了：证人证言。

公诉人宣布：“由于关键证人方闫宇突发急病，无法到庭，现宣读其书面证词……”

“审判长，辩护人反对！”张宏远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方闫宇是本案唯一声称‘目击’被告人威胁陈光明、且‘听闻’被告人扬言报复的证人。他的证词对本案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关键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其书面证词在未经交叉询问的情况下，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他转向公诉人，目光如炬：“请问公诉人，方闫宇患的是什么病？在哪家医院治疗？主治医生是谁？是否有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其确实无法到庭的正式文件？如果拿不出这些，辩护人有理由怀疑，所谓‘突发急病’只是证人不敢面对当庭质证的借口！”

公诉人语塞，显然没有准备这些材料。

张宏远乘胜追击：“更重要的是，辩护人已经掌握初步证据显示，证人方闫宇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他不仅是陈光明的秘书，更是陈景明的私人助理，深度参与陈景明的多项商业活动——其中部分活动可能涉嫌违法。他有强烈的动机作伪证，以帮助陈景明构陷被告人，同时掩盖自身可能涉及的罪行！”

“辩护人请求法庭：一、立即对方闫宇采取强制措施，确保其人身安全，防止其‘被消失’或‘被自杀’；二、责令侦查机关查明其真实健康状况，若可出庭，必须到庭；三、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及其与陈景明的关系，展开全面调查！”

整个法庭陷入死寂。

张宏远的这番话太狠了。不仅质疑证言，更直接指控证人可能涉案，甚至暗示证人可能遭遇不测。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辩护的范畴，直指案件背后的阴谋与黑幕。

陈景明在旁听席上，脸色已经从铁青变成了惨白。他的手指微微颤抖，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审判长吴正清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这分钟里，法庭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微弱声响。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决定。

终于，吴正清缓缓开口：“合议庭经过评议，认为辩护人的异议具有重大价值。本案的关键证人证言，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本庭决定：**

“第一，暂不采纳方闫宇的书面证词；

“第二，责令公安机关在12小时内，查清方闫宇的下落及健康状况，并向法庭提交正式报告；

“第三，如方闫宇健康状况允许，必须到庭接受质证；

“第四，对方闫宇与陈景明的关系及其证言真实性，法庭将建议检察机关启动独立调查。”

第三回合，辩护方彻底扭转局势！

“陈巧兰的记忆·惊雷乍现”

就在法庭即将进入下一环节时，审判长宣布休庭十五分钟。

旁听席上，人们低声议论着刚才戏剧性的转折。陈巧兰却怔怔地坐在那里，目光死死盯着被告席上那个重新坐下的银发背影。

刚才张宏远律师质证时，吕云凡全程保持着绝对的平静。他没有因为己方律师的精彩表现而露出丝毫得意，也没有因为公诉方的狼狈而显露轻蔑。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微微侧头，像是在倾听，又像是在思考。

就是这个侧影——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

多年前，北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