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联合工作坊结束后的第三天，陈涛收到了“社区造舟人”发来的详细观察记录。
记录不是简单的评分或评语，而是一份近乎人类学田野笔记的整理：学生A在听到乡村儿童“走两小时山路只为到教学点蹭网课”时的沉默时长和后续提问的角度；学生B如何迅速在白板上梳理出项目面临的“物资”、“志愿者稳定性”、“家庭认知差异”三大问题链条，并用不同颜色标出可干预节点；学生C在讨论陷入僵局时，看似不经意地讲了一个自己社团拉赞助的故事，巧妙类比，推动了团队转向“寻找本地化替代资源”的思路……
记录最后附言：“这些年轻人展现的感知力、系统思维和情境智慧，令人印象深刻。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却最难从简历上识别的东西。如果可能，我们希望邀请学生B和C，以远程顾问身份参与我们下一个季度的项目复盘会——没有任何报酬，但会出具详细的过程贡献证明。期待进一步合作。”
陈涛把记录的关键部分（隐去姓名和项目细节）做成了匿名的“能力观察案例”，发在了“韧网”的相关社群，并附上问题：“这样的观察和描述方式，对各位在实际工作中有参考价值吗？它可能替代或补充传统的证书吗？”
这一次，涟漪扩散得更远。几个关注教育创新的公益基金会账号转发了帖子。一家专注“未来技能”评估的北欧机构驻华代表私信陈涛，询问更多细节，并分享了他们基于“微认证”和“数字履历”的全球实践案例库。甚至，某沿海省份教育厅的一个研究科室人员也匿名留言，表示“正在研究职业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此类来自真实应用场景的反馈模式很有启发性”。
陈涛感到一股久违的兴奋。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许可，而是自下而上的、基于共同需求的连接与认可。他组织实验小组的学生们复盘这次工作坊，重点不是“表现好坏”，而是“对方观察到了什么我们自己没意识到的特质”。学生们反馈热烈，这种来自“真实世界”的反馈，比课堂分数或教师评语具体、生动得多，也让他们更清晰地感知到自己那些模糊的“能力”究竟在何处落了地。
然而，兴奋很快被现实的引力拉回。当陈涛尝试将这次合作作为“实践教学创新案例”向学院汇报时，教学副院长肯定了其“开拓意义”，但随即问道：“这个‘贡献证明’，我们教务处认吗？能换算成实习学分或者综合测评加分吗？如果不能，学生持续参与的动力如何保证？对方是社会企业，没有‘实习协议模板’，我们的法律风险怎么控制？”
一连串问题，都是合理的，却也都是体系对“异质物”的标准排斥反应。陈涛意识到，即便找到了缝隙中的盟友，要将这种连接“正当化”、“可持续化”，依然需要闯过校内制度的层层关卡。他决定双线推进：一方面，继续以“非正式”、“兴趣小组”方式深化与社会企业的合作，积累更多案例；另一方面，开始草拟一份《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能力反馈纳入学生综合评价的试行方案》，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和盟友，在制度边缘进行一场小心翼翼的“合规性试探”。
李明联盟内部关于“原则”的争论并未停息，但那次制造业集团的经历像一盆冷水，让核心团队清醒。他们更加刻意地远离那些光鲜的“论坛”、“颁奖礼”和“战略合作”邀请，转而深耕几个早已建立信任的“老工业区”小型技术社群。
就在这时，转机以意外的方式出现。一家位于老工业区、为大型汽车厂做配套的私营热处理厂老板，通过技术论坛找到了李明。老板五十多岁，技术工人出身，厂里几位老师傅即将退休，关键的淬火工艺参数调整“手感”面临失传。“我也知道要数据化、要标准化，”老板在电话里声音沙哑，“可有些东西，老师傅眼睛一看火色，手一摸工件，就知道行不行。这套东西，不来真的，光靠仪器和手册，新人接不住。听说你们能帮老师傅把‘没说出来的’留下来？”
李明带着团队去了。工厂不大，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高温金属的气味。老师傅话不多，演示时，眼神、手势、对设备声音的细微辨别，都是语言。联盟团队没有急着“访谈”或“编码”，而是先跟着当了几天学徒，从递工具、清扫开始。信任，在汗水和沉默中慢慢建立。
他们采用的不是制造集团想要的“宣传故事”，也不是严谨的学术模型，而是一种“情境复现+关键点标注”的土办法：用手机多角度录制老师傅处理典型工件的全过程，后期由老师傅自己边看回放边讲解“为什么这里要慢一点”、“为什么那种声音表示温度刚好”，团队将这些口语化讲解、手势特写和仪表数据同步标注在视频时间轴上，形成一段段可独立播放、可搜索的“技能片段”。同时，他们鼓励年轻工人提出自己操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老师傅针对性演示，形成新的“问答片段”。
这些粗糙的“数字技能片段”存入工厂内部服务器，供年轻工人随时调阅学习。老板反馈，年轻工人“上道快多了”，老师傅也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当回事了，不是带进棺材的废物”。老板爽快地付了费用，虽然不高，但足够覆盖团队成本。
这次成功的“小单”，让联盟确立了新的生存策略：服务那些真正有痛点、规模不大、决策链条短、更重实效的基层生产单元。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技术记忆的翻译者与守护者”，接“地气”，也接“底气”。
刘姐的“老味工坊”在食品厂的联合品牌模式下运转了一个月。磨合的痛苦远超预期。工厂的管理流程严格到刻板：原料入库必须按他们的供应商名录，但名录里的辣椒酱厂出品，刘姐一尝就摇头，“不是那个味”；工坊想调整一下发酵时间以求风味更醇厚，却被生产主管以“影响整体排班计划”驳回；甚至工坊区的卫生标准检查，也完全沿用工厂对普通车间的条款，让习惯了小作坊灵活度的姐妹们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