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们从来没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

他站了起来，走向落地窗。玻璃映出他的轮廓——臃肿的、沉重的、在雨天关节会隐隐作痛的身体。没有超能力，没有变异基因，没有宇宙能量。

只有这具三十年磨砺出来的血肉之躯。

“那个在阿富汗失去双腿的退伍兵，和华尔街银行家的儿子——他们谁更可能‘努力’获得成功？那个单亲妈妈每天打两份工，和住在上东区豪宅里的富二代——他们拥有的‘努力时间’真的相等吗？那个十六岁就靠走私军火养家的男孩，和从史岱文森高中毕业、被斯坦福提前录取的精英苗子——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努力规则’吗？”

他转过身，面对镜头。

“你们以为消除超能力就是消除不平等。多么天真的信仰。”

他的声音没有嘲讽，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疲倦的耐心——就像老师在向永远不开窍的学生重复基础公式。

“我统治纽约的时候，至少你们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知道哪些街区不能走夜路，哪些生意不能碰，哪些话不能说。秩序可能是黑暗的，但它是透明的。现在呢？”

他指向窗外。

“现在，新的不平等诞生了，却没有名字。过去能打三份工养活一家人的变种人，现在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因为雇主害怕收留‘曾经的异能者’会惹麻烦。过去靠街头智慧生存的贫困者，现在连街头都回不去，因为连黑帮都有了新的、更残酷的规矩。过去被超级英雄偶尔误伤还能获得赔偿的平民，现在连起诉的对象都没有，因为英雄们自己也成了被追猎的猎物。”

他走回王座前，但没坐下，只是扶着椅背。

“你们用抑制场消除了超级罪犯，也消除了超级英雄。但犯罪不会消失，英雄主义也不会消失。它们只是退化到了更原始、更丑陋、更难被追踪的形态。”

“而你们，”他说，声音第一次有了锋利的边缘，“你们这些自以为在主持正义的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站在同样的废墟上，怀念那个至少让你们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时代。”

他沉默了很久。

雨声填满了所有空隙。

最后，金并轻轻拍了拍椅背，像在告别。

“我回来不是为了夺回权力。”他说，“我是来提醒你们——权力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只是换了主人，换了形态，换了你们看不清的脸。”

他向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

没有回头。

“还有，”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被雨声吞没，“告诉新任市长，市政厅地下三层第七号通风管道的滤网该换了。他父亲在任时，我的人就是从那里进出的。”

他走出王座厅。

门在身后无声合拢。

监控镜头的红灯持续闪烁。在某个遥远的地下监控室，值班特工颤抖着拿起电话，拨通了上级的号码。

“长官，他……他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

然后：“我知道。我一直在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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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雨停了。

金并站在市政厅对面的巷口，看着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落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清洁车开始作业，早餐摊支起篷布，送报工骑着自行车经过——城市正在笨拙地、固执地、绝望地恢复正常。

一个老人推着购物车经过，车里装满了易拉罐和旧报纸。他看到金并站在巷口（一个穿旧风衣、戴口罩的普通胖子），点点头算打招呼。

金并问：“先生，您住在这附近吗？”

老人停下来，打量了他一眼，从口音判断可能是外地人：“六十年了。”

“您觉得现在的纽约……比以前好点吗？”

老人沉默了很久。

金并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老人说：“孩子，你见过有人从二十楼跳下来吗？”

“……没有。”

“我见过。”老人把购物车停稳，从车斗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显然是烈酒，“他跳下去的时候，路过三楼、六楼、九楼的窗户，每一层都有人探出头来看。每经过一层，他都以为得救了。但其实他一直在往下掉。”

老人盖上杯盖，重新推起购物车。

“纽约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永远在盼着下一层的窗户伸出一只手。但手从来没伸出来过。”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

“有一阵子，”他没回头，声音被晨风稀释，“有那么一个人，他做的不是伸手救我们。他把整栋楼的窗户都封死了。不让我们跳，也不让别人推。”

“那是暴君。”金并说。

“是啊。”老人说，“但至少我们睡得好一些。”

购物车的轮子滚过湿滑的柏油路面，发出单调的嘎吱声。

金并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然后他转身，走进地下通道，回到属于黑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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