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往常一样正常营业。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店里，暖洋洋的，阿杰正给一位老顾客修剪发梢，剪刀发出规律的“咔嚓”声。

店门上的风铃突然被地撞响——带着一股蛮横的力道。

我抬起头。

一辆警车无声地停在门口，蓝红顶灯没闪，却有种无声的威慑。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目光在店里扫了一圈。

“谁是老板？”走在前面的警察开口，声音不高，但整个店瞬间静了。

我放下手里的梳子，心跳漏了一拍。小刘正在给客人洗头，手停在了半空；阿杰从镜子里看过来，眼神警惕。

“你好，我是店长。”我尽量让声音平稳，走上前，“请问有什么事吗？”

“暂住证。”警察言简意赅，目光落在我脸上，“拿出来！”

我愣了一下。暂住证？

我和小刘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茫然。我们……没有。

“我们刚来北京不久，”我试图解释，喉咙有些发干，“还没办……”

“没办？”警察的眉头皱了起来。

阿杰这时快步走过来，脸上堆着笑：“警察同志，我有我有！我给我哥打电话，马上送过来！”他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迅速拨号，语速很快：“哥，我店里，警察查暂住证，我的在你那儿吧？赶紧送过来！对，金三星宾馆旁边这理发店！”

我又转向警察，语气尽量恭谨：“我们是金三星宾馆的员工，暂住证经理正在统一办理，马上就好。”

空气凝滞。我快速对几个还在等待的顾客说：“不好意思各位，今天有点特殊情况，改天再过来，实在抱歉。”有的客人悄悄放下手里的杂志，转身离开。

小刘站在水池边，手指无意识地拧着毛巾。只有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声音格外清晰。

十几分钟后，阿杰的哥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把一个硬皮小本递过去。警察接过去，仔细翻看，核对照片，又抬眼看了看阿杰。

“你可以走了。”警察把本子还给他。

阿杰哥哥赶紧拉了他一把，低声催促：“快走！”

阿杰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担忧，有无奈，最终还是一咬牙，跟着哥哥快步出了店门。风铃又响了一声，这次显得格外空洞。

警察的目光重新落在我和小刘身上。

“你俩，”他朝门口扬了扬下巴，“拿上随身物品，上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上车？去哪？

小刘的脸瞬间白了，下意识地往我身边靠了靠。

“警察同志，我们……”我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声音有点抖。

“上车，配合一下。”警察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转头对小刘说：“拿东西。”

我们俩什么也顾不上，我只抓起了柜台上的手机。身上还穿着干活时的薄衫，外套挂在里间，根本没时间穿。小刘也是，一条单裤，一件T恤，在初冬的午后显得格外单薄。

我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向警察：“我得把店门钥匙放在宾馆前台，交代给经理。”

警察看了我两秒，点了下头：“快点。”

我攥着那串冰凉的钥匙，跑到隔壁宾馆前台，对一脸惊愕的杨姐匆匆交代：“钥匙放您这，警察来了，说查暂住证，带我们走一趟。跟鲍经理说一声。让他想想办法找人带我们出来！拜托了！”说完放下钥匙就跑回来。

警车后门开着。我和小刘一前一后坐了进去。车门关上，“咔嗒”一声轻响，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

车里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女孩。眼神里都是茫然和不安，没人说话。

透过车窗，我看到我们那间三十平米的小店静静地立在午后阳光里，玻璃门上还贴着“欢迎光临”的贴纸，在光线下反着微光。

陆续又有女孩被带上来，大多是这条街上饭店的、理发店的、美容院的，也有几个穿着打扮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很快，快到下午五点的时候，车上已经塞了三十来个人。

小腹忽然一坠，隐隐作痛。我算了下日子——完了，例假提前了。

我们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登记，逐一填写表格：姓名、籍贯、来京目的、在京职业。

其中有一对看起来学生气的双胞胎女孩，一边填一边掉眼泪：“警察叔叔，我们是内蒙古巴盟人，刚大学毕业，和爸爸妈妈来北京旅游。我们就是在天安门附近转一转，想去上个厕所，结果就被带过来了……他们肯定还在原地等我们，急死了，求求你们放我们回去吧……”

回答她们的只有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