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市政府会议纪要。”林晓梅调出几份文件，“城建集团承担的很多项目都是公益性、准公益性的，比如保障房建设、市政管网改造、公共场馆建设等。这些项目本身盈利性差甚至亏损，政府给补贴是对其承担公共职能的补偿。”

“补贴标准怎么定的？”

“有专门的办法。”林晓梅又调出一份《京海市属国企承担公益性项目补贴管理办法》，“根据项目类型、投资规模、运营成本等因素综合测算。所有补贴都要经过第三方审计、财政审核、市政府审批。”

程序看起来都很规范。但侯亮平抓住了一个细节：“第三方审计机构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每年通过政府采购确定。”

“那去年的审计机构是哪家？”

“正大会计师事务所。”

侯亮平记下了这个名字。他隐约记得，在城建集团的资料里，很多项目的审计报告也是这家事务所出具的。

“林局长，你个人觉得，城建集团的补贴申请有没有水分？”

这个问题很直接，林晓梅愣了一下，随即谨慎地回答：“从程序上说，所有补贴都经过了规定流程。但从实际效果看...有些项目确实可能存在成本控制不严的问题。我们财政局也提过意见，但最终决策权在市政府。”

“你们提过哪些意见？”

“比如去年污水处理厂项目，我们觉得投资概算偏高，建议优化设计方案。但专家论证认为现有方案是最优的，最后还是按原方案执行了。”

“哪些专家？”

“主要是水务领域的专家，还有工程设计单位的意见。”林晓梅顿了顿，“侯组长，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请讲。”

“京海这些年发展很快，上马了很多大项目。速度和质量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为了抢工期、出形象，可能在成本控制上就会松一些。”林晓梅说得很含蓄，但意思很清楚。

侯亮平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他知道，财政局长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

离开财政局时，天色已晚。侯亮平没有回招待所，而是让司机开往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那是张文强妻子公司中标的一个政府宣传项目。

工地位于新区管委会旁边，正在建一个“城市形象展示中心”。工地已经停工，只有几个看守的工人在简易房里吃晚饭。

侯亮平下车，走到工地门口。围挡上的公示牌显示，建设单位是新区管委会，施工单位是“艺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是张文强妻子名下的企业。

“师傅，这工地怎么停了？”侯亮平问一个看守工人。

“没钱了呗。”工人头也不抬，“干了三个月，就发了一个月工资。包工头都跑了。”

“项目款没到位吗？”

“那谁知道。反正我们小工是拿不到钱。”工人抱怨道，“说是政府项目，还以为靠谱，结果一个样。”

侯亮平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基础已经打好，钢结构立起来一半，但现场材料堆放混乱，显然管理不善。他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回去后查查这个项目的审批和拨款情况。

回到招待所时，已经晚上八点。周正和其他组员正在会议室汇总情况。

“侯组，有发现。”周正脸色严肃，“我们查了诚信监理公司，法人代表叫王诚，是市建设局原副局长王建国的弟弟。王建国两年前退休，退休前分管建筑市场监管。”

“张教授呢？”

“张明，京海大学土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除了专家费，他还在三家工程设计公司担任顾问，每年顾问费超过五十万。而这三家公司，都承接了城建集团的业务。”

侯亮平在会议室里踱步。线索开始串联起来了：监理公司负责人是退休官员的弟弟，专家在相关企业拿顾问费，施工单位通过变更签证增加收入，审计机构可能也是固定合作的...

这很像一个闭环的利益链：设计单位做高预算，施工单位低价中标，施工中通过变更提高造价，监理和专家配合“论证”变更的必要性，审计机构最终“确认”费用的合理性。而所有环节，都可能存在利益输送。

“还有张文强那边。”另一名组员汇报，“他妻子的公司成立三年，几乎只做政府业务。五笔订单都是宣传品采购，但实际交付的东西价值明显低于合同价。比如去年新区管委会的‘城市形象宣传册’项目，合同价30万，实际就是印了五千本册子，市场价不会超过十万。”

侯亮平停下来：“有证据吗？”

“我们找到了印刷厂，拿到了印刷合同和结算单，确实只花了九万八。另外二十万，以‘创意设计费’的名义转到了另一家公司。”

“哪家公司？”

“还在查，但账户显示钱最后转到了境外。”

侯亮平感到既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这些蛀虫在侵蚀京海发展的成果；兴奋的是，巡视终于找到了实质性突破。这些线索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孙明有问题，但至少说明，京海并非铁板一块，并非完美无瑕。

“大家辛苦了。”侯亮平说，“今晚把材料整理好，明天我们碰头研究下一步行动。另外，这些情况暂时不要对外透露，包括京海方面。”

组员们离开后，侯亮平独自站在窗前。夜色中的京海依旧灯火璀璨，但他现在看到的不再是表面的繁华，而是光鲜背后的暗影。每一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每一条宽阔整齐的道路，每一片规划精致的园区，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时，手机响了。是孙明。

“侯组长，没打扰你休息吧？”

“没有，孙书记有事？”

“听说你今天去了城建集团和财政局，还跑了个工地。”孙明的语气平静，“我想着巡视组工作辛苦，让食堂准备了夜宵，要不要送过去？”

侯亮平心中一惊。孙明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这说明什么？是正常的关心，还是某种监视？

“谢谢孙书记关心，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应该的。”孙明顿了顿，“侯组长，我多问一句，今天的走访，有什么发现吗？如果我们的工作有问题，请直接指出，我们立即整改。”

这话说得诚恳，但侯亮平听出了试探的意味。

“还在了解情况阶段，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侯亮平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回答，“孙书记放心，有问题我们会按规定程序反馈。”

“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了。”孙明说，“侯组长早点休息，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挂断电话，侯亮平久久不能平静。孙明的这个电话，时机太巧了。是巧合，还是他在巡视组内部有消息来源？

不应该。巡视组成员都是省纪委精挑细选的，忠诚可靠。最大的可能是，孙明在京海的掌控力太强，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人向他汇报。

这既是能力的体现，也可能意味着问题——如果一把手对城市的控制达到这种程度，监督制约机制还能发挥作用吗？

第二天上午，侯亮平决定找孙明正式谈一次。不是汇报，不是询问，而是一次开诚布公的交锋。

谈话安排在市委小会议室。只有两人，没有记录员。

“孙书记，这几天我们在京海看了很多，听了许多。”侯亮平开门见山，“京海的发展成就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干部队伍素质高，城市治理水平一流。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

“请讲。”孙明坐直身体，神情专注。

侯亮平列举了几个方面：工程变更签证比例过高、政府补贴可能存在水分、部分干部亲属经商、专家评审可能不独立...

他没有提具体人名和项目，但说的问题都直指核心。

孙明听得很认真，等侯亮平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侯组长，首先感谢你如此坦诚。”孙明开口，“你提的这些问题，有些我们知道，正在解决；有些我们有所察觉，但证据不足；有些确实是盲点，需要我们警醒。”

“比如？”

“比如工程变更问题。”孙明说，“我们其实早有察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年修订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强化变更签证审批，建立了黑名单制度。但坦率说，效果还不理想。为什么？因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性强，监督难度大，而且京海项目多、工期紧，有时候为了赶进度，就可能放松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