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昨天的实战，女工们熟练多了。刘三娘站在织机前，手法麻利地接线、调整、换卷，动作行云流水。那蒸汽织机“咔嗒咔嗒”响着，像匹听话的铁马。后世九九六、零零七的福报，终于落在了这个时代......

中午休息时，女工们聚在食堂吃饭。食堂是新建的，宽敞明亮，桌椅整齐。今儿的午饭是杂粮馒头、白菜炖豆腐管够，每人还有一碗稀粥。对女工们来说，这已经是过年般的伙食了。

刘三娘和赵寡妇坐一桌，旁边还有个新来的小姑娘，叫春妮，才十六岁，从河南逃荒来的，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大得吓人。

“刘姨，赵姨...”春妮怯生生地喊，手里攥着个馒头，舍不得吃。

“吃啊，愣着干啥？”赵寡妇把自己碗里的豆腐拨给她一半，“正长身体呢，多吃点。”

春妮眼圈红了：“我...我想我娘和我弟。他们在潼关外的难民营，不知道有饭吃没...”

刘三娘心里一酸，想起小翠。她摸摸春妮的头：“好好干，攒够钱，把你娘和弟弟接来。坊里在盖工房，以后女工可以租，便宜。”

“真的？”春妮眼睛亮了。

“真的。”刘三娘点头，“总兵大人说了，要让工人有住处，有饭吃，有衣穿。”

正说着，王管事端着饭碗过来了，一屁股坐在旁边：“姐妹们，吃得咋样？”

“好着呢！”女工们七嘴八舌，“比在家吃得好！”

王管事笑了：“那就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坊里要办夜校了。”

“夜校？”女工们面面相觑。

“就是晚上识字、学算数的学堂。”王管事解释，“自愿参加，不收钱。学好了，还能涨工钱。”

女工们炸锅了。识字？那可是读书人的事儿！她们这些粗手粗脚的妇人，也能识字？

“王管事，您逗我们玩呢吧？”有个大胆的女工问。

“逗你们干啥？”王管事正色道，“总兵大人说了，女子也要识字明理。以后看个账本、写个信，不用求人。先生是从西安书院请来的，学问大着呢。”

刘三娘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那些能识字的人，可家里穷，女孩子哪有机会读书？后来嫁人、生孩子，更没可能了。现在...

“我...我想学。”她小声说。

“我也学！”赵寡妇立马附和，“不就是识字吗？能比织布难？”

春妮怯生生举手：“我...我能学吗？我笨...”

“笨啥？”王管事拍拍她肩膀，“识个字而已，又不是考状元。只要想学，都能学！”

当晚，食堂改成了临时学堂。五十多个女工挤在一块，有年轻的，有中年的，还有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她俩是坊里的保洁，听说能识字，也来了。

教书先生姓周，三十多岁，是个穷秀才，来坊里兼课挣外快。他站在前面，看着台下这些年龄各异的女学生，有点手足无措——教了一辈子男学生，第一次教女的，还是这么大岁数跨度的。

“今...今天，咱先学最简单的。”周先生清清嗓子，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天、地、人”。

“天，天空的天；地，土地的地；人，咱们的人。”他指着字，“跟我念：天——”

“天——”女工们齐声念，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

刘三娘盯着那三个字，手指在桌上比划。天，她抬头就能看见；地，她种了一辈子；人，她就是人...原来这些，都有字。

“现在，学着写。”周先生发下纸——其实是废布头，用米汤浆过，能写字。

女工们握着炭笔，笨拙地描画。炭笔是坊里发的，比毛笔便宜，还好用——至少不会弄得满手墨汁。春妮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人”字歪歪扭扭，像条瘸腿的凳子。

刘三娘凑过去，握住她的手：“慢慢来，这样...一撇，一捺...”

教室里，炭笔划过布面的沙沙声，汇成一片温馨的乐章。窗外，月光皎洁，纺织坊的烟囱还在冒烟——夜班的工人在忙碌。

一个时辰的课很快结束。周先生布置作业：“回去练这三个字，明天检查。”

女工们收拾东西离开。刘三娘和春妮走在最后。

“刘姨，”春妮小声说，“我今天领工钱了，四十二文。我留十文吃饭，剩下的...”

她掏出个小布包，“想托人捎回老家，给我娘和我弟。”

刘三娘看着这瘦弱的姑娘，心里酸楚。她掏出五文钱塞给春妮：“拿着，买点吃的。正长身体呢，别饿着。”

“刘姨，我不能要...”

“拿着！”刘三娘硬塞给她，“算我借你的，以后有了再还。”

春妮眼泪吧嗒吧嗒掉：“刘姨，您真好...像我娘...”

刘三娘搂住她肩膀：“好好干，日子会好的。”

十月二十，西安城西市。

这里是西北最大的布匹交易市场，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甚至四川、湖北的布商云集于此。往日里，市声鼎沸，讨价还价声能把屋顶掀翻。但今天，市场安静得诡异，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刘掌柜，这布...还能再便宜点不？”一个甘肃来的客商摸着摊上的棉布，小心翼翼地问。

布商刘掌柜哭丧着脸：“马老板，这已经是成本价了！三钱一匹，不能再低了！”

“可是...”马老板指着不远处，“‘秦丰号’的布，才卖两钱一匹，品质还比你的好。”

刘掌柜顺手指看去，果然，“秦丰号”的摊位前人山人海，伙计忙得脚不沾地，收钱收到手软。那布他看过，厚实均匀，染色牢固，确实比他的好，价格却只有三分之二。

“‘秦丰号’...”刘掌柜咬牙切齿，“他们是总兵府直属的商号，用的是新式织机，成本低...这是要逼死咱们这些小布商啊！”

类似的对话，在整个西市不断上演。

短短五天，西安市场的棉布价格从每匹三钱银子，暴跌到两钱，品质好的甚至只卖一钱八分。原因是“秦丰号”突然放出十万匹棉布，以低于市价三成的价格倾销。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全城。百姓们欢天喜地：

“布价跌了！今年能给全家做新衣裳了！”

“我家五口人，扯十匹布，才二两银子！以前要三两！”

“走走走，去‘秦丰号’排队！去晚了抢不着！”

但布商们愁云惨淡。他们大多数还在用老式织机，或者从江南贩运布匹。成本摆在那儿，卖两钱一匹就是亏本，卖三钱又没人要。

“这生意没法做了！”一个布商气得摔了算盘，算珠滚了一地，有个调皮的还滚到了隔壁卖针线的摊子底下。

“总兵府这是要垄断布市啊！”

“咱们联名上书，告他扰乱市场！”

群情激愤，几十个布商聚集到“秦丰号”总店前，要求见掌柜讨说法。人群里还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小车看热闹，顺便做生意：“糖葫芦——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各位掌柜，来一串消消气？”

“秦丰号”掌柜姓陈，四十多岁，以前在江南做布匹生意，来西安做生意时被李健看中。他站在店门口，面对愤怒的布商，不慌不忙，甚至还整理了下衣袖。

“诸位，稍安勿躁。”陈掌柜拱手，“总兵大人知道大家有困难，特意让我转告：明日未时，在总兵府议事厅，与各位共商对策。”

“共商对策？先把价格抬起来再说！”

“对！不能这么搞！”

陈掌柜笑了：“价格是市场定的，不是我定的。‘秦丰号’的布成本低，自然卖得便宜。诸位想要竞争，要么降低成本，要么提升品质——这才是正路，堵门闹事，解决不了问题。”

布商们面面相觑。这话在理，但他们怎么降低成本？老式织机一天织三匹布，女工工钱、原料成本、店铺租金...算下来，一匹布的成本就要两钱五分。卖两钱，亏五分；卖三钱，没人买。

“明日总兵府见！”一个老布商甩袖离去，袖子带起的风把旁边糖葫芦老汉的草靶子吹得晃了晃。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散去，但心里都憋着火。糖葫芦老汉摇摇头，推着小车走了，嘴里嘀咕：“生意难做啊...总兵府不会抢糖葫芦的生意吧？糖葫芦要不要也降下价？”

消息传到总兵府时，李健正在和卢象升、顾炎武、李定国、方以智等幕僚商议开封战事。

“布商闹事？”李健放下军报，笑了，“来得比我想的还快。”

顾炎武皱眉：“总兵，用新式织机打压传统布商，确实能快速控制布市，但也会得罪一大批商人。这些人虽然单个实力不强，但联合起来，也是一股力量。如今大明的局势紧张，我们也不宜生乱。”

卢象升却道：“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守旧的布商，迟早会被淘汰。总兵现在推他们一把，逼他们转型，长远看是救他们。”

李健点头：“卢公说得对。我不是要逼死他们，是要逼他们变。诸位，你们知道一匹布从江南运到西安，成本有多高吗？”

他走到墙边，指着地图：“从苏州织造，走运河到开封，再走陆路到西安。水路三千里，陆路八百里，耗时两月，运费占成本的三成。途中还要经过层层关卡，缴纳税费，贿赂官吏...最终到西安，一匹布卖三钱，织户只赚三分，中间商赚七分，官府和胥吏赚两分，运费占八分——十分银子，织户只得其一！”

幕僚们默默计算，都被这数字震惊了。

“而咱们的蒸汽织机，”李健继续道，“在西安本地织造，原料来自西北棉田，女工是本地百姓。一匹布的成本只有一钱二分，卖两钱，还有八分利润。这八分利润，女工得三分，工坊得两分，商号得两分，官府税收一分——织布的人、卖布的人、收税的人，都有得赚，百姓还得实惠。”

他转身看着众人：“藏富于民，这才是良性循环。而那些江南贩运来的布，是恶性循环——织户苦，百姓贵，只有中间商和贪官得利。”

顾炎武恍然大悟：“总兵是要重塑整个产业链！”

“对。”李健坐回座位，“西北有棉田，有关中平原，有八百里秦川，为什么不能成为新的纺织中心？为什么一定要从江南贩运？咱们要做的，不是打压布商，而是给他们指一条新路。”

他顿了顿：“明日议事，我会告诉他们：布价低，但销量会成倍增长。西安的布，不仅可以卖到甘肃、宁夏、蒙古，还可以卖到四川、湖北、北直隶，甚至...卖到江南，卖到西域。”

“卖到江南？”一个幕僚惊讶，“江南是织造中心，咱们的布去江南卖？”

“为什么不行？”李健笑道，“江南的布，运到西安卖三钱；咱们的布，成本一钱二，运到江南卖两钱，还有八分利润。而且品质更好——蒸汽织机织的布，均匀密实，不是手工能比的。当然，定制化的除外！精工细作的肯定江南的好，但我们瞄准的消费群体不一样，我们走基层路线！”

“可是运费...”

李健走到另一张地图前——这是铁路规划图。图上，一条粗黑线从西安出发，东至潼关，西至兰州...

“铁路马上要通了。”他指着地图，“从西安到潼关，三百里，蒸汽机车半日可达。布匹到潼关后，装船走黄河水运，直下开封、徐州、扬州...到江南，全程不过十日。运费，只有陆路的十分之一。”

幕僚们围拢过来，看着那张前所未见的地图。上面标注着车站、货场、调度所...虽然很多还只是规划，但已经能看到一个庞大交通网络的雏形。

“这铁路...真能成？”有人喃喃道。

“已经在试运行了。”李健道，“从西安到咸阳，五十里，蒸汽机车拉着十节车厢，一个时辰就跑到了。等全线贯通，陕西的布、铁器、蜂窝煤、玻璃、香皂、药材...所有货物，都可以快速运往各地。到时候，不是咱们求着别人买，是别人抢着来买。”

众人心潮澎湃。他们隐约感觉到，李健要做的，远不止是守住陕西，甚至远不止是争夺天下。他要改变的，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和流通方式。

“明日议事，”李健最后道，“我会给布商们两个选择：要么转型，用新式织机，加入新的产业链；要么...被淘汰。乱世之中，不变则亡。”

窗外，夕阳西下，将总兵府染成一片金黄。

而西安城的布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风暴。

这场风暴的中心，那些小小的布商们，即将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