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妈五点二十就醒了。

不是睡醒的，是压根没睡着。昨夜里翻来覆去烙饼似的，又不敢动，怕把老易吵醒。他这两天脾气大，一点小事就摔摔打打。

她侧身躺着，脸朝墙，盯着那块发黄的墙皮。这墙还是六二年搬进来时粉刷的，二十年了，裂了好几道缝，像老树皮。

老易在旁边睡着，呼吸均匀。但她知道他也是装睡。他真睡着的时候打呼噜，不打呼噜就是醒着。

两个人就这么装，装到后半夜。

后来老易实在躺不住了，起来披衣服，坐在堂屋抽烟。烟味从门缝钻进来，呛得她眼睛发酸。她在黑暗里睁着眼，听着外头一明一灭的火柴声，数到第十三根，老易才回床上躺下。

那时候天都快亮了。

五点半，易大妈照常起床。

她把被子叠好，枕头拍松，床单拉平，一个褶都没有。这是几十年的习惯。然后下地，趿拉着那双洗得发白的黑布鞋，轻轻拉开门。

外屋桌上搁着个搪瓷缸子，里头是老易昨晚上没喝完的茶，茶叶末子都泡烂了。她把茶水倒进窗台那盆吊兰里，端着空缸子去院里接水。

院里还没什么人。老槐树底下落了一地叶子，昨晚上风刮的。她蹲在水龙头那儿，拧开，水哗哗地流进缸子，冰手。

她接完水没立刻回去，蹲那儿发了一会儿愣。

水龙头对面就是狄家的东厢房。窗户关着，窗帘拉着，一点动静没有。她看了那窗户一眼，又低下头，端着缸子往回走。

进屋，生炉子，烧水，淘米，煮粥。

这套活儿她干了四十年，闭着眼都能干。手底下忙着，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愿意想。

老易起来了。他在里屋咳嗽了两声，窸窸窣窣穿衣服，出来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糊了一层浆糊。他洗了脸，刮了胡子，坐在八仙桌边等早饭。

易大妈把粥端上去，一碟咸菜，两个窝头。

老易低头吃饭，她站在旁边，也不坐。

“你不吃？”老易问。

“不饿。”

老易没再说话，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粥里，筷子搅着。粥的热气往上升，模糊了他半张脸。

易大妈看着他，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头一回见他。那时候他还是轧钢厂的小年轻，穿着件油腻腻的工作服，在厂门口跟人说话，笑起来声音敞亮。她远远路过，听见那笑声，多看了一眼。

后来经人介绍，处对象，结婚，生孩子，孩子大了，孩子走了，就剩他俩。

那笑声她后来再没听过。

“我出去一趟。”老易放下筷子，站起来，去五斗柜那儿翻找什么。

易大妈“嗯”了一声，低头收拾碗筷。

她听见老易拉开抽屉，在里面翻了一会儿。那抽屉里装的是他的“要紧东西”——笔记本、信件、几张奖状、几个牛皮纸信封。他不让她碰，她也从来不碰。

抽屉关上。老易穿上外套，推门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易大妈手里的碗“咯噔”一下磕在灶沿上。

她没动，站那儿听着外头的动静。老易的脚步声穿过中院，跟谁打了声招呼，对方回了句什么，没听清。然后是推自行车的声音，链条哗啦啦响，再然后是院门轴转动的吱呀声。

没了。

院里又安静下来。

易大妈把碗放进盆里，水龙头放水，洗洁精滴两滴，拿抹布转着圈擦。这套动作也是四十年了，不用过脑子。

擦到第三个碗，她忽然停下来。

水龙头没关，水哗哗流着，冲在盆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她盯着那些水花，手湿淋淋地悬在半空。

然后她把抹布一扔，在身上擦干手，转身走到五斗柜前。

她站那儿看了那抽屉几秒钟。

手伸出去，又缩回来。

又伸出去。

拉开了。

抽屉里码得整整齐齐。笔记本、信封信纸、几支旧钢笔、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她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找点什么。

她翻了翻。笔记本里记的是厂里的事，人名、日期、数字，密密麻麻，像密电码似的。她看不懂。信封都是空的，邮票倒是整整齐齐剪下来摞在一边。还有几张泛黄的文件，抬头印着“北京轧钢厂革命委员会”的红字，边角都卷了。

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也没写寄信人地址，只在收信人那栏写着三个字：

保密信箱J-17

不是人名。不是地址。

她攥着那个信封，心跳咚咚的。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她飞快地把信封塞回原处，抽屉推上，转过身，抄起抹布继续洗碗。

脚步声从窗前过去，是后院李婶，端着盆去倒水，边走边跟人打招呼。易大妈攥着抹布，等那脚步声远了，才慢慢吐出一口气。

她在灶台边站了很久。

然后她走到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叠成小方块的黄草纸，还有半截铅笔。

纸是昨晚上从老易笔记本上悄悄撕下来的，铅笔是孙子落在这儿的。她把纸展开，抚平，握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写得很慢。

她只念过两年私塾，解放后扫盲班又认了千把字，平时够用，但正经写点什么就发怵。这笔握在手里，比锄头还沉。

她把昨晚那个纸团上的内容抄下来——不对，是照着昨晚那张纸条上的笔迹，描。

她描得很仔细，一笔一划，像描红。手心全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