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5日，东京，陆军省大楼

德国大使馆的紧急照会摆在桌上，像一块烧红的铁。

参谋总长杉山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情报部长小野寺，三人围桌而坐，谁都没有先开口。

窗外是阴沉的天空，十一月东京的第一场雪正在酝酿。

“希特勒疯了。”杉山元终于打破沉默，声音干涩，“他要保护一个让帝国军队士气崩溃的敌人？还要邀请他去柏林当顾问？”

小野寺翻开照会附件——那是《清除日》的日译节选，重点标注了“净化日”和“社会贡献积分”段落：“德国人认为，这部作品揭示了‘未来社会管理的先进理念’。他们想借鉴其中的……制度设计。”

“借鉴？”东条英机冷笑，“用敌人的刀来杀敌人？那也要看刀柄握在谁手里。贾玉振这把刀，刀锋是对着我们的！”

“但德国的态度很坚决，”小野寺说，“照会用了‘以元首及最高统帅的名义’，这是最高级别的外交表态。如果我们继续执行‘天诛令’，等于公开违逆盟友。”

杉山元一拳砸在桌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冬斩’行动已经部署完毕，三天后就要执行。现在叫停，之前的牺牲、投入的资源、潜伏人员的暴露——全部白费！而且贾玉振不死，他在军队内部的精神污染只会继续扩散！”

“可德国那边怎么交代？”小野寺问。

“不需要交代，”杉山元眼中闪过寒光，“等贾玉振死了，我们给德国人发个电报：很遗憾，行动已经开始，来不及撤销。目标已清除。然后附上一份伪造的尸检报告和照片。死人，对谁都没有价值了。”

东条英机沉默良久。他想起一个月前自己签署“天诛令”时的决绝，想起前线的士气报告，想起那些因为《昭和五分钱》而自杀、抗命的士兵。

“行动照常进行，”他最终说，“但给重庆指挥部发密电：如果可能，尽量带回尸体。万一……万一德国人非要见尸体，我们得有具能辨认的尸体。”

这是一道充满潜台词的命令：先杀，如果杀不了或杀完后德国人不依不饶，再考虑“留活口”的可能性。

但历史没有“如果”。

1943年11月7日，晨，重庆日军秘密指挥部

“秃鹫”小组指挥官佐藤雄一少佐盯着作战地图，脸色铁青。地图上，六个红色箭头已经抵近七星岗，代表“冬斩”行动进入最后阶段。

但桌上的无线电里，连续传来了三封让他心惊肉跳的电报。

第一封来自东京，上午八点：“德国再次催促，要求确保目标安全。酌情处理。”

“酌情处理”四个字很微妙——既给了压力，又留了余地。

第二封来自柏林，上午九点：“元首亲自关注。目标若有损伤，将影响德日同盟关系。立即确认目标安全。”

语气明显强硬了。

第三封，上午九点四十分，直接来自德国驻华武官处：“最后警告：中止一切敌对行动。这是命令，不是建议。”

佐藤的冷汗浸透了军服衬衣。他看着地图上那些已经接火的箭头，听着电台里前线传回的激烈战报，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少佐，”副官低声说，“北巷突破，南口突破，制高点压制……最多半小时，就能攻入院内。现在叫停，功亏一篑。”

佐藤何尝不知道。为了这次“冬斩”，他调动了在重庆潜伏的大部分精锐，收买内应，策划佯攻，甚至牺牲了好几个深埋的棋子。现在箭在弦上……

但德国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违逆柏林，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少佐，就是东京大本营都要掂量后果。德日同盟是帝国国策的基石，为了一个文人动摇基石？

“给各分队发信号，”佐藤咬牙，“加快进度，务必在十点半前解决。十点半后……听后续指令。”

他想赌一把。赌在德国人彻底翻脸前，完成刺杀。死人，总比活人好交代。

上午十点十五分，七星岗小院内外

几名“影武者”特种兵已经突入院内，枪口对准主屋门窗。步话机里传来前线指挥官的确认：“目标在主屋，可视。是否开火？”

佐藤在指挥部里，手按在话筒上，指尖发白。他看了一眼时钟：十点十五分。

就在他深吸一口气，准备下令时——

指挥部无线电突然爆发出最高优先级的强制插入信号！刺耳的电子音之后，一个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日语响起，声音焦急而愤怒：

“这里是德意志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特派代表！我命令：所有日本帝国军人，立即停火！重复，立即停火！目标贾玉振必须毫发无损！这是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的直接命令！违令者以叛国罪论处！”

信号强度极大，压过了所有其他通讯。不仅指挥部能听到，前线每个特工的耳机里都响起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