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转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是这三十年攒下的汇票存根：民国二十六年，汇往武汉抗战后援会，五千美元；民国二十八年，汇往重庆难童保育会，八千；民国三十年，购买救国公债，一万二……厚厚一摞，纸边都磨毛了。

他一张张翻看，手指摩挲着那些数字。

忽然，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下来，砸在1937年那张汇票上。

“捐钱……”他喃喃道，“我们捐钱……捐出餐馆的盈利、洗衣房的汗水、儿子上大学的学费……捐给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的枪，对着保护说真话的人的伤兵？”

他猛地将铁盒扫到地上。

存根散落一地，像一地白色的哀悼。

“陈伯？”门外伙计听见动静。

陈公望拉开门，眼睛通红，但声音稳得吓人：“去，敲钟。把十六堂口的话事人都叫来。现在。”

“现在？可是……”

“现在！”老人嘶吼，“再晚，我们对不住祖宗！”

同日深夜11：08，纽约哈莱姆区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

非裔牧师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没有布道。

他让教堂里一千二百人，轮流念《我有一个梦想——告中华同胞书》的英文译稿。

念到“纵使长夜如墨，总有星火不灭”时，一个坐在第三排的老妇人突然站起来。她叫埃塞尔·梅，六十五岁，在阿拉巴马州的棉花种植园摘了四十年棉花，右手只剩三根手指——另外两根被轧棉机碾碎。

她用残缺的手举起一份手写稿，声音沙哑如磨砂纸：

“牧师……我改了几句。”

鲍威尔示意她念。

埃塞尔深吸一口气，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土上，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能并肩而坐，共读一本书——而不是白人孩子读书，黑人孩子摘棉花。”

“我梦想有一天，就连密西西比州这个燃烧着种族歧视火焰、压迫如酷暑般灼人的地方，也能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孙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评判他们的国家里。”

她顿了顿，眼泪滚下来，但声音更响：

“今天，我对阿拉巴马的说：我仍然怀有梦想！一个深植于美国梦中的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教堂里先是一片死寂，然后爆发出轰鸣——不是掌声，是一种更深沉的、从胸膛深处涌出的共鸣。人们站起来，一个接一个，举起手稿，念出自己改编的句子。

一个年轻学生：“我梦想有一天，在哈莱姆的街头，警察的警棍不是用来打断黑人的肋骨，而是用来维护所有人的尊严！”

一个退伍老兵：“我梦想有一天，我在欧洲战场为自由流血，回到家乡不必坐在公交车的后排！”

一个洗衣女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女儿不必像我一样，用漂白水灼伤的手，去洗那些写着‘白人专用’的衬衫！”

声音汇聚，如洪流冲撞穹顶。

鲍威尔牧师看着这一切，浑身颤抖。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声援，这是一次精神嫁接——一个中国作家的梦想，在美国最受压迫的群体心里，长出了血肉。

他走上讲坛，示意安静，然后说：

“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件事：文字能渡海。贾玉振先生的梦想从重庆出发，渡过太平洋，在这里——在哈莱姆，在纽约，在美国——找到了另一群做梦的人。”

“但这个梦，不是他的，也不是我们的。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共同梦境。”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把这份改编版《我有一个梦想》印十万份，发往南方每一个种植园、北方每一个工厂。第二，组织募捐，不要钱，要药品、绷带、衣物——直接寄往重庆七星岗。第三——”

他看向教堂后方，那里坐着几个白人记者。鲍威尔指着他们：

“告诉你们的报社，告诉华盛顿：美国黑人在为一位中国作家募捐。为什么？因为他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用的是同一种武器——歧视、压迫、枪口对内。”

“而他的武器，也会成为我们的武器——文字，梦想，不灭的星火。”

当哈莱姆的黑人妇女用摘棉花的手改写重庆文人的梦想时，一种超越国界的抵抗联盟悄然诞生。震惊的不只是现场听众，更是通过电报将现场记录发回报社的白人记者们——他们从未见过，种族隔离的美国底层，会与万里之外的中国抗战如此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