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脚步声传来。

政训处主任周世安带着两个干事，踩着冻硬的泥土走过来。这个四十多岁、脸上永远挂着审视表情的男人，今天脸色格外阴沉。

“楚团长，”周世安扫了眼对面崖壁，冷笑，“八路又在搞宣传攻势了。您不制止？”

“制止什么？”楚明峰平静地问。

“那些字！蛊惑人心的字！”周世安指着对面，手指因激动而颤抖，“什么‘梦想’‘星火’——这是在动摇军心！动摇党国根基！”

楚明峰盯着他，看了三秒，忽然笑了。

笑得很冷。

“周主任，你告诉我——什么军心？”他往前一步，距离周世安只有半尺，“是‘军人就该无条件送死’的军心，还是‘老百姓活该受苦’的军心？如果是这种军心，动摇得好。”

周世安脸涨成猪肝色：“楚明峰！你这话……有严重倾向性！我要向重庆报告！”

“请便。”楚明峰转身，不再理会，径直走向阵地前沿。

士兵们看见团长来了，下意识想把抄写的小本子藏起来——那是用捡来的烟盒纸订成的，字迹歪斜。

楚明峰摆摆手：“不用藏。想抄就抄，想学就学。认字不是罪，记下真话更不是罪。”

一个胆大的小兵——才十六岁，叫二娃子，河南逃难来的——怯生生问：“团长……那‘我有一个梦想’后面是啥？我就记得崖上这几句……”

楚明峰沉默片刻。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册子——是《希望周刊》的合订本，已经翻得卷边掉页，用麻线重新缝过。这是他三个月前托人在重庆买的，藏在贴胸的口袋，睡觉都不离身。

他翻开，找到《我有一个梦想》全文。

纸张很薄，字很小，但在寒冬的暮色里，依然清晰。

“都听着。”他说。

然后，在晋西北凛冽的寒风中，在国共两军对峙的山谷间，这个黄埔六期毕业、受浙公亲自接见过的国军少将，一字一句地念起了那篇本该被政训处查禁的文章：

“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七星岗的废墟上……”

士兵们围拢过来。

起初几个人，然后十几个，最后整个前沿阵地的人都来了。他们蹲在战壕里，趴在沙袋后，靠在工事旁，安静地听。没有人说话，只有北风呼啸，和团长低沉而清晰的声音。

楚明峰念得很慢。念到“我梦想有一天，父亲能教儿子识字”时，阵地右翼突然传来压抑的哭声。

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叫老耿。他捂住脸，肩膀抽搐——他儿子去年死在徐州会战，死前最后一封信上写着：“爹，等我回来，您教我认完《三字经》。您说咱们耿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读书人，到我这儿，要改命。”

那封信老耿贴身藏着，已经摸得字迹模糊。

念到“母亲能给女儿梳头，而不用害怕明天的太阳会被硝烟遮蔽”时，更多士兵低下头。有人想起家乡的姐妹，有人想起逃难路上饿死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