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长什么样吗？”

“个子挺高，四十多岁，穿件夹克，看着挺体面。”老裁缝说，“哦对了，他抽的烟是红塔山，我记得清楚，因为烟盒是红色的，挺显眼。”

红塔山。西塘出租屋里发现的烟蒂，就是红塔山。

“车呢？有车吗？”

“有！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就停在街对面。”

都对上了。周国富，白色面包车，红塔山香烟。

老陈谢过老裁缝，走出店铺。七月的阳光灼热刺眼，街上行人匆匆。他站在骑楼下点了支烟，看着车来车往。

李秀兰在1991年4月20日取走了新做的连衣裙。那个时候，张建国已经死了，尸体沉在菱角湖底。而她还有心情做新衣服，取衣服时还有男人在门外等她。

这说明什么？要么她对张建国的死不知情，要么……她并不在意。

老陈想起辽阳那些邻居的描述：李秀兰，温柔怯懦，长期被家暴，逆来顺受。这样的女人，会参与谋杀吗？会帮凶手抛尸吗？

手机响了，是小林打来的。

“陈师傅，有发现！”小林的声音很激动，“我们查到1991年6月，城南的‘平安旅社’住过一对男女，登记名字是‘周明’和‘刘芬’，身份证号码对不上，但照片很像！”

“地址发我，马上到。”

平安旅社在城南的城乡结合部，是一栋四层的自建房改造的，墙上爬满了爬山虎。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姓黄，嗓门很大。

“警察同志，我可都是合法经营啊！”黄老板一见面就嚷嚷，“登记身份证，按时报备，一点没违规！”

“别紧张，就了解点情况。”老陈出示周国富和李秀兰的照片，“1991年6月，是不是这两个人住在你这儿？”

黄老板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有点像……但不太确定。都一年多了。”

小林拿出旅社的登记本，翻到1991年6月那一页。果然有记录：“6月8日入住，306房，周明，刘芬，身份证号（略），预住一周，押金一百元。”

“他们住了多久？”老陈问。

“住了……我想想。”黄老板翻看账本，“6月8号入住，6月15号退房，正好一周。”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退房那天吵了一架。”黄老板说，“那个男的把房间里的热水瓶打碎了，还划伤了手，流了不少血。我要他赔，他多给了二十块钱，但态度很凶。”

“划伤手？怎么划伤的？”

“热水瓶胆碎了，他去捡碎片，手一滑就划到了。”黄老板比划着，“右手，虎口的位置，伤口挺深的，血滴了一地。”

右手虎口。老陈想起帆布包裹上的血迹形态——有几处滴落状的血迹，不是喷溅状，可能是包扎伤口时滴上去的。

“他们入住期间，有什么异常吗？”

“那女的很少出门，男的倒是早出晚归，不知道忙什么。”黄老板回忆，“对了，有天晚上我听见他们吵架，女的一直哭，说什么‘我想回家’、‘我受不了了’。男的就吼，说‘现在回去就是找死’。”

“具体哪天记得吗？”

“就……退房前一两天吧。”黄老板不确定，“反正那之后，他们很快就走了。”

老陈和小林去了306房间。房间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墙皮有些脱落，地面铺着老式的水磨石。

技术科的人仔细勘查，在床缝里发现了一根长发，在衣柜背面发现了一张揉成团的纸。

纸团展开，是一张临州到广州的长途汽车票，日期是1991年6月16日，两个座位。但票被撕过，只剩下一半。

“他们可能去了广州。”小林说。

“不一定。”老陈看着车票，“票是撕过的，说明可能没使用，或者用了但故意撕掉一半。”

“为什么要撕？”

“不想留下完整的线索。”老陈把车票装进证物袋，“如果我是周国富，被通缉，带着一个想逃跑的女人，我不会买直达车票，太容易查。我会中转，会换车，会故布疑阵。”

“那这张票……”

“可能是故意留下的假线索。”老陈说，“也可能是李秀兰偷偷买的，被发现后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