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局，老陈让技术科检验床缝里的头发。结果很快出来：是李秀兰的。

“至少证明她当时还活着。”小林说。

“但状态不好。”老陈想起黄老板的话——李秀兰一直哭，说想回家，说受不了了。

一个被家暴的女人，逃离了丈夫，跟了一个看似能救她的男人，结果发现陷入了更大的牢笼。她想回家，想离婚，想“堂堂正正”地生活，但那个男人不让。

为什么不让？怕她暴露行踪？怕她去自首？还是……怕她说出张建国死亡的真相？

电话响了，是辽阳的马警官。

“陈队，有重大发现！”马警官的声音透着兴奋，“我们找到了张建军的下落！”

“在哪儿？”

“在广州！他1991年初去了广州，在一家五金厂打工。但1991年6月之后，就离职了，下落不明。”

时间点又对上了：1991年6月，周国富和李秀兰离开临州，可能去了广州。而张建军也在广州，6月之后失踪。

“还有更巧的。”马警官继续说，“我们查了周国富的背景，发现他1990年之前，一直在广州做生意，做的是建材和五金。他和张建军，很可能在广州就认识！”

老陈握紧了话筒：“能查到周国富在广州的具体信息吗？”

“正在查，但需要时间。广州那边流动人口太多，九十年代初管理又不规范，很难找。”

“尽力查。”

挂断电话，老陈走到窗前。天色已晚，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这个案子像一张大网，从辽阳到临州，再到广州，横跨大半个中国。

张建国、李秀兰、周国富、张建军。四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成死亡和失踪。

而现在，又多了一个谜团：西塘出租屋的血迹是谁的？平安旅社里周国富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那张撕碎的汽车票到底意味着什么？

“陈师傅，接下来怎么办？”小林问。

“两条线。”老陈转身，“第一条线，查周国富和张建军在广州的关系网，看他们1991年6月之后去了哪里。第二条线……”

他顿了顿：“查李秀兰的下落。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想办法联系家人，或者留下痕迹。如果她死了……”

他没有说下去。

第二天，老陈和小林去了临州市邮电局。九十年代初，长途通信主要靠信件和电报，这些记录都还保留着。

“我想查1990年到1991年间，从临州发往辽阳的所有信件和电报记录。”老陈对工作人员说。

“这……太多了吧？”工作人员为难。

“先查发往辽阳市红星机械厂，或者收件人是王建军的。”

工作人员搬出几大本登记册。三人埋头查找，从上午查到下午。

终于，在1991年4月的电报登记簿上，小林发现了一条记录：

“1991年4月5日，发报人：刘芬，收报人：辽阳红星机械厂王建军，内容：安好勿念。”

4月5日。张建国3月底遇害，4月5日李秀兰给王建军发电报。

“她为什么要发电报？”小林不解，“不是说跟人私奔了吗？为什么还要联系丈夫？”

“可能不是自愿的。”老陈仔细看记录，“你看，发报人的地址写的是‘解放路127号’，那个假地址。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用了假身份，但想让王建军知道她还活着？”

“或者，是有人逼她用假身份发这封电报，制造她还活着的假象。”老陈分析，“如果王建军收到电报，知道妻子还活着，就不会继续追查，不会报警。”

“但王建军说没收到过电报。”

“可能真的没收到，也可能收到了但没说。”老陈合上登记簿，“但至少证明，1991年4月5日，李秀兰还在临州，还活着。”

继续翻查。在1991年5月的记录里，又发现一条：

“1991年5月10日，发报人：周明，收报人：广州白云区张建军，内容：已出发，老地方见。”

5月10日。西塘出租屋冲突是5月7日，平安旅社入住是6月8日。5月10日，周国富发电报给张建军，说“已出发”。

“他们5月10日就离开了临州？”小林算时间，“但6月8日又出现在平安旅社。”

“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差。”老陈皱眉，“这一个月，他们去哪儿了？”

谜团越来越多。

离开邮电局时，天色阴沉，像是要下雨。老陈站在路边等车，脑海里反复梳理着时间线：

1991年3月底，张建国在临州遇害。

1991年4月5日，李秀兰用电报联系王建军。

1991年4月20日，李秀兰取走新做的连衣裙。

1991年4月底，周国富在江州打伤人被通缉。

1991年5月3日，李秀兰笔记本记录“搬到了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