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7日，西塘出租屋发生冲突流血。

1991年5月10日，周国富发电报给张建军“已出发”。

1991年6月8日，两人入住平安旅社。

1991年6月15日，退房离开。

中间缺失的一个月，他们藏在哪里？在做什么？

车来了。老陈和小林上车，刚关上门，大雨倾盆而下。雨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陈师傅，我有个想法。”小林突然说。

“说。”

“您记得李秀兰笔记本上那句话吗？‘我看见了，电视上……’”小林转过头，“1991年5月，周国富被通缉，通缉令会不会上电视？李秀兰是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了通缉令，才知道周国富的真实身份？”

老陈心里一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秀兰就是在1991年5月才知道周国富是被通缉的逃犯。而那个时候，张建国已经死了，她可能已经参与了抛尸，或者至少知情。

她知道真相后，想离开，想回家，想自首。但周国富不让，于是有了冲突，有了西塘出租屋的血迹。

“那血迹可能是李秀兰的。”老陈缓缓说，“她想逃跑，周国富动手打她，她受伤流血。”

“但DNA显示是男性。”

“男性……”老陈沉思，“难道是张建军？周国富发电报让张建军来临州，张建军来了，发生了冲突？”

车在雨中缓缓行驶。雨刷器来回摆动，刮出一片清晰的视野，又很快被雨水模糊。

就像这个案子，刚看清一点，又被新的迷雾笼罩。

回到市局，老陈接到技术科的电话：“陈队，那个烟蒂上的DNA结果出来了，和帆布包裹上的指纹主人匹配，是同一个人。但数据库里没有记录。”

“烟蒂是在西塘出租屋发现的，说明这个人去过那里。”老陈说，“而帆布包裹上有他的指纹，说明他接触过裹尸袋。”

“很可能是周国富。”

“但他为什么要在抛尸后，还把沾有自己指纹的袋子留着？还带到西塘出租屋？”

没有人能回答。

晚上八点，老陈还在办公室。桌上是摊开的案卷、照片、记录。窗外大雨如注，雷声隆隆。

他盯着李秀兰的照片看。那张在红星机械厂的登记照，温顺清秀；那张假身份证上的照片，卷发空洞；还有裁缝铺老板描述的，那个来做碎花连衣裙的女人。

三个形象，同一个女人。从辽阳到临州，从家暴受害者到逃犯同谋，她经历了什么？她想要什么？

电话又响了。老陈接起来，是值班室。

“陈队，有个男人来报案，说知道李秀兰的事。”

“什么人？”

“他说他叫张建军。”

老陈猛地站起来：“留住他！我马上到！”

五分钟后，老陈冲进接待室。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

“我是张建军。”男人站起来，声音沙哑，“我从广州来的。”

老陈打量着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右脸颊有一道疤。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紧张，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你说你知道李秀兰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张建军说，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被周国富杀的。”

雨声、雷声、时钟的滴答声，在那一刻都消失了。

老陈听见自己的声音问：“什么时候？在哪儿？”

“1991年6月。”张建军说，“在广州。我亲眼看见的。”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也知道张建国是怎么死的。周国富都告诉我了。”

老陈示意他坐下：“慢慢说，从头说起。”

张建军坐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这里有些东西，你们应该需要。”

老陈打开盒子，里面有几张照片、一沓票据、还有一个小笔记本。最上面一张照片是四个人的合影：周国富、李秀兰、张建国，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照片背面写着：“1991年3月25日，临州。”

正是张建国到达临州的第二天。

“这个女人是谁？”老陈指着照片上的陌生女人。

“刘芳，周国富的生意伙伴。”张建军的声音很低，“有些事……比你们想的更复杂。”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雷声滚滚而来。

老陈知道，这个漫长的雨夜，才刚刚开始。而真相，就像这场暴雨，即将冲刷出被掩埋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