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8日，上午九点，辽阳市看守所。

周国富被提出监室时，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平静的释然。他穿着橘黄色的囚服，手脚都戴着镣铐，走路时金属摩擦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

但老陈没有立即提审他。

“先等等。”老陈对看守所民警说，“我们还有个地方要搜查。”

“哪儿？”

“周国富在辽阳的落脚点，他不可能直接回老家，一定在城里还有个住处。”

马警官立即调取了周国富的社会关系。发现他有个远房表舅，在辽阳铁西区有套空置的平房。表舅半年前去了深圳儿子家，房子一直空着。

“就是这儿了。”马警官指着地图，“铁西区胜利街27号，独门独院，很隐蔽。”

胜利街27号是个破旧的小院，院墙斑驳，铁门生锈。门上挂着老式铜锁，但锁眼里有明显的新鲜划痕——有人近期开过锁。

技术科的人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打开了锁。推开门，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但正屋门口有明显的踩踏痕迹。

“最近有人来过。”小林指着地面上的脚印。

老陈示意大家小心。刑警们持枪警戒，技术科的人先进入屋内。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家具简陋。但很干净，像是刚打扫过。桌子上有半包红塔山，一个打火机，还有几个空啤酒瓶。

“搜查仔细点。”老陈说，“特别是藏东西的地方。”

众人分头行动。老陈走进卧室，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枕头上连褶皱都没有。

衣柜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都是新的，吊牌还没拆。在衣柜最底层，老陈发现了一个硬纸箱，里面装着些杂物：几本旧杂志，一把生锈的剪刀，还有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的信。

信是写给“周国富”的，寄件地址都是辽阳李家沟，是他母亲写的。时间从1988年到1991年，每个月一封，很规律。

老陈快速翻阅。信里都是些家长里短：身体好不好，村里谁结婚了，谁去世了，地里的收成……平凡得让人心酸。

最后一封信是1991年6月写的，老太太在信里说：“儿啊，你在外面要好好的，别惹事。妈最近老是梦见你小时候，带你下河摸鱼，你笑得可开心了。”

周国富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杀了两个人。他看到这些字时，会想什么？

“陈师傅，这边有发现！”小林在客厅喊。

老陈走出去，见小林蹲在沙发旁边，手里拿着个螺丝刀，正在撬一块松动的地砖。

地砖被撬开，出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的东西。

油布展开，里面是个陈旧的皮箱，二十寸大小，黑色，边角已经磨损。

“上锁了。”小林晃了晃箱子。

技术科的人过来，用工具撬开了锁。箱盖掀开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样东西：

一本厚厚的日记本，比李秀兰那本大得多，黑色皮革封面。

一沓照片，用橡皮筋捆着。

几封信，信封已经发黄。

还有一个小铁盒。

老陈戴上手套，先拿起了日记本。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周国富，1985-1992。”

1985年？周国富从那时候就开始写日记了？

老陈翻到第一页。

“1985年3月12日，今天在广交会上接了个大单，香港的客户。晚上请客吃饭，花了三百块，心疼，但值得。秀兰要是知道我现在这么出息，会不会后悔嫁给王建军？”

秀兰。李秀兰。

老陈继续往下翻。

“1986年7月8日，回辽阳探亲，在镇上遇见秀兰。她瘦了，怀里抱着孩子，看见我就低头走。王建军那个混蛋，听说又打她了。”

“1987年10月3日，托人给秀兰捎了五百块钱，让她买点好吃的。钱被退回来了，说她不敢要。”

“1988年5月20日，听说秀兰又住院了，肋骨断了三根。我买了张火车票就回去，在医院门口守了一天，没敢进去。”

日记一页页翻过，记录着一个男人长达七年的暗恋、痛苦和挣扎。周国富在南方做生意赚了钱，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老家那个被家暴的女人。

直到1990年。

“1990年11月5日，接到老家电话，说秀兰又被打住院了。这次我不能再忍了。我回去，我要带她走。”

“1990年11月20日，秀兰出院，我去接她。她哭得像个孩子，说不想回家。我说‘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里’。她点头了。”

看到这里，老陈终于明白了——周国富对李秀兰的感情，比他们想象的更深。这不是简单的“老乡见老乡”，而是一场长达多年的等待和拯救。

但拯救最终变成了毁灭。

老陈继续往后翻。日记记录了他们到临州后的生活：租房子，办假证，李秀兰第一次穿新裙子时的笑容，第一次去公园拍照时的羞涩。

字里行间能看出，周国富是真的爱她。他想给她新生活，想让她幸福。

转折出现在1991年3月。

“1991年3月25日，张建国找上门来了。这个混蛋，他认出秀兰了。他要五万块钱，不然就去告诉王建军。我给钱，只要他肯走。”

“1991年3月28日，张建国变卦了，说要十万。他说他知道我在南方的生意，知道我有钱。他还说，如果我不给，他就去举报我偷税漏税。”

偷税漏税？老陈皱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个体户偷税很常见，但一般不会被追究得太严。除非……

他继续看。

“1991年3月29日，张建国威胁要报警，说我‘投机倒把’。他说他手里有证据，能让我坐牢。我不能坐牢，我坐牢了，秀兰怎么办？”

投机倒把。这个词让老陈警觉起来。1980年代末，投机倒把罪最高可以判死刑。虽然1992年这个罪名已经淡化，但在1991年，还是很严重的指控。

周国富害怕的，可能不只是张建国勒索钱财，更是他手里的“证据”。

“1991年3月30日，我约张建国去菱角湖边‘谈生意’。我带了扳手，放在工具袋里。他说工具袋是王建军的，笑我说‘连袋子都是偷别人的’。我没说话。”

看到这里，老陈的心跳加快了。张建国认出了工具袋是王建军的，还嘲笑周国富。这可能激怒了他。

但接下来的日记，让老陈倒吸一口冷气。

“1991年3月30日，晚上十一点。我杀人了。张建国死了，我用扳手砸了他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血喷出来，溅到我脸上。我把他装进工具袋，沉进湖里。秀兰不知道，我没告诉她。”

周国富杀张建国时，李秀兰不在现场！

这和张建军之前的供述对不上。张建军说李秀兰知道张建国被杀，还在日记里写了。但周国富的日记显示，他当时瞒着李秀兰。

那么李秀兰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老陈继续往后翻。

“1991年4月5日，秀兰发现了。她洗衣服时，在我裤子上发现了血迹。我骗她说是不小心划伤的，她不信。她哭了，问我是不是杀了张建国。我默认了。”

“1991年4月18日，秀兰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通缉令。她崩溃了，说我是骗子，是杀人犯。她说要去自首，我说你去了我们都得死。她害怕了。”

“1991年4月20日，秀兰偷跑出去，被我抓回来。我打了她，这是第一次打她。我后悔，但没办法。我不能让她毁了我们。”

日记到这里，字迹开始潦草，很多页被撕掉了。再往后翻，是1991年5月。

“1991年5月7日，张建军那混蛋喝多了，说漏嘴，说我在江州打人的事。秀兰听见了，又闹。我砸了张建军一酒瓶，血喷得到处都是。秀兰吓傻了。”

“1991年5月10日，离开临州。秀兰一路上不说话，眼神空空的。我知道，我失去她了。”

最关键的记录出现在1991年6月。

“1991年6月15日，最坏的事发生了。秀兰看到了电视上的通缉令，这次很清晰，有我的照片，有案情。她彻底疯了，说要立即去自首，说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和她吵，她说‘周国富，你让我恶心’。我气疯了，掐住她脖子……等我清醒时，她已经没气了。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再往后翻，是几天后的记录：

“1991年6月20日，我把秀兰埋了。张建军帮忙，但他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我知道，他早晚会出卖我。”

“1991年7月以后，日记就很少写了。偶尔记几句，都是些碎片：

‘今天又梦到秀兰，她穿着那条蓝裙子，对我笑。’

‘母亲来信了，说想我。我不敢回信。’

‘张建军跑了，意料之中。’

‘在东莞租了房，隔壁住着一家三口，小孩很可爱。秀兰要是活着，我们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

最后一篇日记，日期是1992年7月3日。

“1992年7月3日，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菱角湖发现尸体。我知道，时候到了。张建军应该已经投案了吧？也好，该结束了。我买了回辽阳的车票，去看看母亲，然后就……听天由命吧。”

日记到此结束。

老陈合上日记本，手在微微发抖。这本日记，比李秀兰那本更厚，更详细，也更残酷。

它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周国富——不是一个冷血的连环杀手，而是一个因爱生恨、因恐惧而犯罪的男人。他爱李秀兰，爱得卑微而执着。他杀张建国，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秀兰的新生活。他杀李秀兰，是因为害怕失去她，害怕她去自首。

但无论动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两条人命。

“陈师傅，您看这个。”小林递过来那沓照片。

照片有二十多张，大多是李秀兰的：在公园里，在租的房子里，在裁缝铺门口。她笑着，眼神明亮，和后来照片里的空洞判若两人。

还有几张是周国富和李秀兰的合影，两人靠得很近，李秀兰有些羞涩，周国富笑得很开心。

最后一张照片，让老陈愣住了。

是四个人的合影：周国富、李秀兰、张建国，还有一个年轻女人。背景像是在某个饭店的包间里，桌上摆着酒菜。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91年3月25日，临州，欢迎张建国。”

日期是张建国到临州的第二天。也就是说，周国富确实“欢迎”了他，还请他吃了饭。

那个年轻女人是谁？老陈仔细看，女人大约三十岁，短发，相貌普通，笑得有点勉强。